乡绅的加入，让确权工作顺利了不少。在王家村，两户人家为一尺宽的田埂吵了三年，里正调解了十几次都没用。乡绅周先生知道后，带着两人去看田埂上的界石——那是三十年前两户人家共同埋下的，上面刻着“王张两家共用，界石为记”。周先生指着界石说：“祖宗定下的规矩，比啥都金贵，为一尺地伤了和气，值得吗？”两户人家看着界石，都红了脸，当场握手言和。
但也有乡绅想钻空子。固镇的孙乡绅家里有五十亩地，却只上报了三十亩，想隐瞒漏税。核查队在村里走访时，有农户偷偷举报，说孙乡绅每年都要雇人耕那片“没上报”的荒地。赵信当即让人去丈量，果然查出了那二十亩地。他没徇私情，按规矩罚了孙乡绅二百两银子，还将此事通报全楚地，吓得其他乡绅再不敢隐瞒。
“乡绅是地方的梁柱，”赵信对属下说，“要用好这根梁柱，但也不能让它长歪了。有奖有罚，才能让他们真正帮着做事。”
三、丈量登记：用绳尺画清每寸土
土地确权的核心，是“丈量”。楚地多丘陵水田，地界犬牙交错，有的田块形状不规则，有的被河流、道路分割，丈量起来格外费功夫。赵信让人准备了新制的麻绳、木尺、测绳，还特意从州府请来两位熟悉丈量术的老工匠，教衙役和乡绅们如何计算不规则地块的面积。
“记住，丈量时要‘三步走’：先量长度，再量宽度，最后算斜角。”老工匠在田埂上演示，手里的测绳拉得笔直，“像这种三角形的坡地，底边长三丈，高两丈，面积就是三丈乘两丈除以二，得三丈——可不能直接按长方形算，那样就多算了一半。”
衙役和乡绅们学得认真，拿着测绳在田地里穿梭，额头上的汗珠子顺着脸颊往下淌，浸湿了衣衫。遇到河流穿过的地块，他们就乘船在水上量；遇到陡峭的坡地，他们就手脚并用地爬上去，哪怕划破了裤子也不在意。
每丈量完一块地，他们就立刻在“土地登记册”上记下：户主姓名、地块位置、四至界限、形状、面积、土地等级（上、中、下），最后由户主、四邻、乡绅、衙役共同签字画押，才算完成登记。
在登记过程中，赵信特别强调要“保障农户合法权益”。有户佃农租种地主的十亩地已经二十年，地主想趁着确权把地收回去，转给自己的侄子。赵信核查后发现，佃农与地主的租约上写着“长期租种，除非佃农自愿退租，地主不得收回”，当即判定佃农有权继续租种，还在登记册上注明“租约有效，受官府保护”。
还有些无主荒地，多是战乱时农户逃亡留下的。赵信定下规矩：谁开垦，谁受益。只要农户能证明自己连续耕种了三年以上，就可登记为“开垦户”，拥有土地的使用权，只需每年向官府缴纳少量赋税。这个规矩一出，楚地的荒地很快就被开垦得满满当当，连偏远山谷里的小块平地都种上了庄稼。
四、造册存档：让每块地都有“身份证”
三个月后，楚地的土地确权核查进入收尾阶段。县衙的文书们昼夜不休，将各村的登记册汇总整理，装订成厚厚的“楚地土地总册”。总册用桑皮纸装订，封面贴着红色封条，上面写着“楚地万历三年土地确权总册”，盖着县衙的朱红大印。
总册里，每一页都画着简易的地块图，旁边标注着户主、面积、四至、凭证编号等信息，条理清晰，一目了然。赵信翻看着总册，看到张家庄那三分水田的纠纷已经解决——根据旧契和四邻证明，判给了持有康熙年间官府认证地契的农户；看到固镇的那二十亩隐瞒地，已登记在官府名下，作为“公田”，租给无地农户耕种，租金用于补贴村里的学堂。
“把总册抄录三份，一份存县衙库房，一份报州府备案，一份在各村祠堂挂一份副本，让百姓随时可以查看。”赵信下令，“再给每户发一本‘土地权证’，上面写明自家的地块信息，盖县衙大印——这权证就是土地的‘身份证’，以后不管过多少年，凭着这证，就能证明土地是谁的。”
百姓们拿到崭新的土地权证，个个喜上眉梢。李老四捧着权证，摩挲着上面的红印，激动得落泪：“俺爹当年就为这地跟人吵了一辈子，如今有了这证，再也不怕有人争了！”张家庄的农户把权证用布包好，藏在自家的木箱最深处，说要传给子孙后代。
土地确权理顺了产权，也理顺了人心。楚地的农户们安心地在田地里深耕，除草、施肥、灌溉，仿佛浑身有使不完的劲。秋分时，楚地迎来了大丰收，粮仓堆得满满当当，农户们交完赋税，手里还剩不少余粮，脸上的笑容比阳光还要灿烂。
赵信站在田埂上，看着金灿灿的稻浪，手里捏着一本土地总册。他知道，土地确权不仅仅是厘清了产权，更是给百姓吃了一颗定心丸——有了安稳的土地，才有安稳的日子，才有楚地真正的长治久安。
夕阳西下，余晖洒在“土地权证”上，那朱红的大印在暮色中闪着温暖的光，映照着楚地百姓对未来的期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