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末的阳光透过槐树叶，在楚地县衙的青石板上投下斑驳的光影。赵信坐在案前，指尖划过堆积如山的土地账册，眉头微蹙——这些泛黄的纸页上，记载着楚地百余年来的土地归属，却因战乱、迁徙、继承等缘由，早已变得混乱不堪。有的田契字迹模糊，有的地界标记早已湮灭，更有甚者，一块土地竟出现三四份不同的凭证，农户为此争执不休，时常闹到县衙来。
“大人，城西张家庄的两户人家又来吵了。”衙役匆匆进来禀报，“还是为了村东那三分水田，都说凭证在自己手里，吵得快动手了。”
赵信放下账册，揉了揉眉心。自他接管楚地以来，这类土地纠纷几乎每天都有。百姓视土地为命根，一寸土地的归属都能争得面红耳赤，若不彻底厘清，不仅会埋下矛盾的种子，更会阻碍农耕生产——谁也不愿在产权不明的土地上深耕细作，生怕哪天就成了别人的田。
“传下去，今日起，在楚地全域推进土地确权核查。”赵信的声音沉稳有力，“让各乡绅、里正协助，挨村挨户核验土地凭证，丈量地界，登记造册，务必做到‘田有其主，主有其证’。”
一、旧契核验：从故纸堆里找依据
确权核查的第一步，是核验旧有土地凭证。赵信让人将县衙库房里的土地账册全部搬出来，足足堆满了三间屋子。这些账册最早可追溯到前朝，纸张脆得一碰就碎，上面的字迹有的用毛笔写就，有的用炭笔勾勒，还有的是歪歪扭扭的朱砂印记。
“大人，这百年前的账册还能作数吗？”负责整理的文书看着一份字迹模糊的地契，犯了难。那地契上的户主早已过世，后代也迁徙无踪，只依稀能辨认出“李家庄”“二亩旱地”等字样。
赵信接过地契，对着阳光仔细辨认：“只要是官府认证过的凭证，哪怕是前朝的，也要核对。先按地契上的地名、四至（东、南、西、北所至的地界）登记，再派人去村里寻访老人，看是否有知情者。”
他特意从各乡请了十位年过七旬的老人，组成“故老团”。这些老人土生土长，对各村的土地变迁了如指掌——哪块地是张家从李家买的，哪片坡是王家祖传的，哪条田埂曾是两村的地界，他们都能说得清清楚楚。
在李家庄核查时，就遇到了一桩奇事：村西的五亩水田，同时出现了两份康熙年间的地契。一份是村民李老四家传的，上面盖着前朝县衙的红印；另一份是乡绅周员外拿出来的，据说是他祖上从一个叫“李狗子”的人手里买的。
双方争执不下，李老四气得发抖：“这地是俺家祖上传了六代的，周家人凭啥说是他们的？”周员外则冷笑：“地契为证，你家的地契说不定是伪造的！”
赵信让人请来“故老团”的张老汉。张老汉拄着拐杖，围着那五亩水田转了一圈，指着田边一棵老槐树说：“这地确实是李家的。当年李狗子是李老四的爷爷的堂弟，赌钱输了把地押给周家，却没敢告诉家里人。后来李家老太爷知道了，带着银子去周家赎，周家人不认账，两家打了场官司，最后县衙判归李家，只是那时候的文书没入总账，你们没找到罢了。”
他还说，田埂边那棵老槐树下，埋着一块刻着“李”字的石头，是当年官府定界时埋下的。衙役果然在树下挖出了一块半埋的青石板，上面的“李”字虽模糊，却清晰可辨。周员外见状，只得收起地契，红着脸认了错。
“故老的记忆，就是活的凭证。”赵信对文书们说，“旧契是死的，人是活的，要把死账册和活记忆结合起来，才能断得清。”
二、乡绅协理：借本土之力稳根基
土地确权涉及千家万户，单靠县衙的人手远远不够。赵信想到了乡绅群体——他们在地方有声望，熟悉各村的人情世故，由他们协助核查，既能提高效率，又能让百姓信服。
他召集楚地的乡绅议事，明确了三条规矩：其一，乡绅需提供自家的土地凭证，带头配合核查；其二，协助县衙丈量地界，调解本村的产权纠纷；其三，如实上报隐瞒的土地，若查实有包庇、造假者，轻则罚银，重则取消功名。
彭城的刘员外是第一个响应的。他不仅拿出了自家二十亩良田的地契，还主动提出：“我家账房先生熟悉土地丈量，让他带着工具跟衙役们跑各村，保证寸土不差。”
萧县的李乡绅则提出了“四邻认证法”：每块土地的归属，除了看凭证，还要由东西南北四邻签字画押证明。“谁家的地挨着谁家，四邻最清楚。若是假的，四邻绝不肯签字。”他举例说，去年村里有户人家想冒认一块荒地，结果四邻都证明那是集体的坟地，当场就露了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