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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人民医院“实习生用药险致患者死亡”的风波，如同初冬的寒风，不仅在医院内部肆虐，更是透过各种渠道，悄然刮向了远方。在距离西安数百公里外，一个被黄土坡环绕的宁静村庄里，这阵风带来的，是天塌地陷般的噩耗。
陈墨的父亲陈建国，一位与黄土打了一辈子交道、沉默寡言如同村口老槐树般的汉子，是从一个在省城打工的远房侄子那里，辗转听到这个消息的。电话那头语焉不详，只模糊地说“墨娃子在医院惹上大事了，人家要告他，要赔好多钱，工作可能都保不住了”。
挂了电话，陈建国捏着那部老式按键手机，在自家昏暗的堂屋里坐了整整一个下午，直到夜幕降临，灶膛里的火早已熄灭，他也一动不动。烟袋锅子熄了又点，点了又熄，浓烈的旱烟味弥漫在空气中，却驱不散他眉宇间那越聚越浓的沉郁。他不懂什么医疗事故，什么调查程序，他只听懂了两件事：儿子出事了，要赔很多钱。
“他爹，咋了？魂不守舍的？”陈墨的母亲李秀兰从地里回来，看到丈夫这副模样，心里咯噔一下，连忙放下锄头问道。
陈建国重重地叹了口气，浑浊的眼睛里满是血丝，声音沙哑得厉害：“墨娃子……在城里，出事了。”
当李秀兰终于从丈夫断断续续的叙述中拼凑出事情的大概时，这个勤劳坚韧了一辈子的农村妇女，腿一软，差点瘫坐在地上。她的脸色瞬间煞白，嘴唇哆嗦着，眼泪一下子就涌了出来：“咋……咋会这样？墨娃子那么老实，学医那么用心，咋会把人治坏了？是不是被人欺负了？是不是啊他爹？”
“现在说这些有啥用！”陈建国低吼一声，像是要把心中的恐慌和无力都吼出去，他猛地站起身，“收拾东西，天一亮就去西安！咱得去看着墨娃子！”
这一夜，老陈家灯火未熄。李秀兰一边抹着眼泪，一边翻箱倒柜，把家里所有能带的土特产——自家舍不得吃攒下的土鸡蛋、晒好的红薯干、一小罐野蜂蜜，还有陈墨从前最爱吃的炒面，小心翼翼地打包进一个洗得发白的蛇皮袋里。她总觉得，儿子在城里受了委屈，吃了这些东西，心里能好受点。
陈建国则蹲在门槛上，一遍遍数着家里那点可怜的积蓄。那是他们老两口省吃俭用，准备给陈墨将来娶媳妇用的，厚厚的一沓， ostly 是零票，用橡皮筋捆得整整齐齐。他数了一遍又一遍，眉头越皱越紧，最终化为一声沉重的叹息。这点钱，在动辄几十上百万的“巨额赔偿”面前，连杯水车薪都算不上。
天刚蒙蒙亮，老两口就锁上那扇吱呀作响的木门，踏上了前往西安的长途汽车。一路颠簸，李秀兰紧紧抱着那个蛇皮袋，眼睛红肿地望着窗外飞驰而过的陌生景象，心里七上八下。陈建国则始终挺直着腰板，一言不发，但那紧握的、布满老茧和裂口的手，暴露了他内心的波涛汹涌。
几经周折，当他们按照地址找到陈墨租住的、位于医院附近那栋老旧居民楼的小单间时，已是华灯初上。
敲门声响起时，陈墨正对着一堆医书和笔记发呆，试图从复杂的药性理论中寻找一丝灵感。他打开门，看到风尘仆仆、脸上写满疲惫与担忧的父母赫然站在门口时，整个人都愣住了。
“爸？妈？你们……你们怎么来了？”陈墨的声音带着难以置信的干涩。
“墨娃子！”李秀兰一看到儿子，眼泪又忍不住掉了下来，她上前一把抓住儿子的胳膊，上下打量着，仿佛要确认他是否完好无损，“你没事吧？啊？吓死妈了！”
陈建国没说话，只是沉默地提着那个与他气质格格不入的蛇皮袋，走进了这间狭小却收拾得干干净净的屋子。他的目光锐利地扫过房间，看到儿子桌上摊开的书籍和明显消瘦的脸颊，心脏像是被狠狠揪了一下。
“爸，妈，你们先坐，喝口水。”陈墨连忙让父母坐下，手忙脚乱地去倒水，内心的震惊逐渐被一股酸楚的暖流和更深的愧疚所取代。他没想到，消息会传得这么快，更没想到，父母会如此匆忙地赶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