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卷分科陆续确立，各路能工巧匠或被征召，或自愿来投。
农科试种双季稻，田埂边插满标记木牌，随风摇曳；冶科开炉炼新钢，铁水奔涌如赤蛇，映红半边夜空；医卷始录针砭之术，铜人模型上密布刻度，银针轻触穴位即发出微鸣。
一部前所未有的《工经大全》，正在黄沙与墨香中缓缓成型。
八月初七，在无数次飞鸽传书与实地校正后，首卷《火薯耕作法》初稿完成。
我亲自抱着那厚厚一叠绢帛，赶赴少府监，请调了二十名咸阳城中最好的抄工，辟出专室，命他们昼夜誊抄。
笔尖划过绢面，沙沙声连成一片，宛如春蚕食叶。
墨香浓郁，熏得人头脑微晕。
李斯闻讯而来。
他站在灯火通明的抄写房外，接过我递上的一页样稿，目光一扫，神情便凝重起来。
“‘每亩留苗三百六十株，株距一步半，行距两步。去顶宜在白露前三日，巳时为佳’……”他低声念着，手指下意识地在袖口摩挲，仿佛在丈量那精确到寸的农事节奏，“赤壤君，你这写的不是农书，是律法。”
我微微一笑，没有言语。
我就是要它如律令般，不容置疑，不可违背。
然而，律法总会触动旧规。
次日早朝，某博士于殿前伏地进言：“闻有妇人执笔，纂修百工之法，恐乱祖制！”言罢，群臣侧目，气氛骤紧。
我命人将此议原文抄录，张贴于赤壤堂外的院墙上，并在旁边另附一告：“凡能当面指正《工经大全》疏漏者，一字千金；凡敢署名于此者，赐金十两，以彰其胆气。”
此后七日，墙下围观者众，却再无一人敢当面质疑，更无一人敢署名。
九月十三，就在我以为一切都将按部本班之时，轲生自敦煌星夜归来。
此前八月初九已有急报飞鸽传来：“井水渐浅，民多惶恐。”我当时正忙于校订《水利卷》，未及深究。
此刻，他冲入赤壤堂，未及行礼，便“扑通”一声跪倒在地，从怀中小心翼翼地捧出一个用湿布层层包裹的匣子，布面尚带潮气，滴落几滴水珠在地。
“君上！”他声音嘶哑，带着一丝惊惶，“党河上游，二十里内的井群，水位下降了三尺！当地老人说，自开春以来，从未见过如此景象。属下怀疑，是……是雾盘架设过密，吸走了天地水汽，伤了地脉！”
我心头猛地一震，快步上前打开匣子，里面是一块干裂的陶片，正是当地的土样。
指尖轻触，粗糙皲裂，仿佛触摸到一片垂死的土地。
我只算计了产出，只算计了效率，却忽略了最致命的一点——生态反噬！
我当即召来墨鸢与宫中太医令连夜会商。
太医令看过土样，听完陈述，脸色煞白：“西北本就风高土燥，民众多有肺腑之疾。若地下水脉枯竭，土地沙化，不出十年，敦煌绿洲恐将变回死地，届时人畜难存，此非天灾，乃人祸也！”
冷汗，瞬间浸透了我的背脊，衣衫贴在身上，凉意刺骨。
我放下朱笔，手心全是冷汗。
那一道命令，不只是暂停六座雾盘，更是向我自己亲手点燃的革新之火，泼去了一瓢冰水。
成功太容易让人盲目。我们算尽了人力，却忘了天地也有脾气。
连夜提笔，用朱砂在已经定稿的《水利卷》上，重重写下批注：“凡引水灌溉，取用不得过三成，养地须留二分湿，违者以渎职论处！”随即，我签署了第一份以工经院名义发出的正式政令，加盖赤壤君印，八百里加急送往西域：“伊犁河谷新建六座雾盘之工程，即刻暂停，待勘验水文后另行定夺。”
这一收一放，朝野震动。
亥时三刻，万籁俱寂。
我独坐赤壤堂中，案头堆满修订过的绢册。
烛火将熄，影子拉得很长。
我摊开《总纲序言》的素绢，提笔欲书，手腕却微微发抖。
成功不该带来愧疚，可为何，我总觉得对不起那些曾相信“雾盘能唤雨”的百姓？
忽然，廊下铁马轻鸣，风穿户牖。
一道极轻的脚步声自檐外传来，踏碎寂静，也踏碎了我的思绪。
我尚未抬头，那熟悉的压迫感已笼罩案前——是嬴政。
他手中拎着一只黑漆描金的小盒，径直走到我的案前，目光落在我笔下那张空白的绢纸上。
“你在写什么？”他问，声音在寂静的夜里显得格外低沉。
我缓缓抬起头，迎上他深不见底的眼眸，答道：“在写一部……能让大秦在千年之后，依旧能自己长出匠人，自己种出粮食的书。”
他沉默片刻，将手中的漆盒放在了我的桌上，轻轻打开。
盒中，静静躺着一块干瘪发黑的东西，用蜂蜡完美地封存着。
那是我当年在皇家庄园里，试种成功后献给他的第一块火薯干。
触手冰凉，蜡壳光滑如镜，映出我疲惫的脸。
“你写的每一个字，”他凝视着那块火薯干，声音里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决断，“都该是用这样的东西磨成墨，用血写出来。”
我心中剧震，抬眼看他。
烛光摇曳，他的目光不再是试探，不再是审视，而是一种混杂着钢铁意志与无上信赖的火焰。
“朕明日，便会诏告天下。”他一字一顿，声如金石，“《工经大全》，为我大秦国本之典。凡参与纂修者，享列侯之仪仗，其功入太庙。凡暗中阻挠、非议诋毁者——”
他顿了顿，眼中杀意一闪而过。
“以毁我大秦社稷论处。”
国典既立，法度森严，天下工匠之心，尽归于此。
然而，书成之后，谁来执教？
谁来考评？
这庞大的知识体系，如何从冰冷的绢帛，化为帝国生生不息的血脉？
嬴政的雷霆之威，为我劈开了一条路。
但我清楚，真正的考验，才刚刚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