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个“工”字，落于素绢之上，墨色浓重，仿佛凝聚了咸阳宫顶的全部夜色——黑如玄铁，沉似铅云，笔锋收处竟泛出微微青光，像是暗夜里一道未愈的伤痕
可纸上仅此一字，再无下文。笔悬半空，心亦停滞——非是才竭，而是那一声“工”字落地，如同叩响了深渊之门，此后每添一笔，皆须以命相抵。
此前种种执念，此刻俱化为肩上千钧：石伢的稚语、秦人的铁犁、荒原上的第一道垄沟……皆在电光火石间奔涌而来，撞得胸口生疼。
雨仍不止，檐外水声如诉，仿佛天地也在屏息，等我写下第二个字。
嬴政那句“从你写起”，与其说是命令，不如说是一道枷锁，将我与整个大秦未来的文治武功，牢牢拷在了一起。
话音犹在耳畔回响，像铜钟余震，震得心口发闷。
此后三日，麒麟殿再无宣召。
咸阳宫仿佛遗忘了赤壤堂的存在，唯有每日的膳食与炭火，依旧一丝不苟地按时送达。
陶碗盛着温热的粟粥，蒸腾起白雾，在冷空气中缓缓扭曲消散；炭盆里红烬噼啪炸裂，溅出几点火星，落在脚边毡毯上烧出焦黑小点。
寂静如水漫延，唯有更漏滴答，每一声都敲在心头。
第一夜，我燃尽了三支巨烛，烛泪层层堆叠，凝成珊瑚状的残骸。
稷下学宫藏书阁中所有与“工”相关的典籍被尽数搬回赤壤堂——竹简捆扎成束，搬运时发出沙沙摩擦声，像枯叶被风吹过荒原。
书案很快淹没在黄褐色的卷册之间，指尖翻动间扬起细尘，在烛光下飞舞如金粉。
我一卷卷地翻阅，心却一点点地沉了下去。
这些文字，或语焉不详，或故弄玄虚。
譬如炼铁，只言“金有六齐”，却无一字提及温度、风量、配比；炉火该旺至何种程度？
风箱拉速几息一次？
皆付阙如。
我闭目默想匠人蹲守高炉的情景：热浪扑面，汗珠滚落铁砧即化白汽，而他们凭的竟是口耳相传的一句“火候到了”。
譬如稼穑，空谈“顺天时，量地利”，却无一策应对蝗灾、霜冻。
我仿佛看见农夫跪在龟裂田埂上，手捧枯穗仰天嘶喊，而书中只有八个字：“敬天畏时，毋违农序。”
这哪里是知识，分明是一道道高墙，将真正的技艺死死圈禁在少数人的头脑与家族之中。
依靠这样的东西，别说百年，不出十年，待第一代由我亲手教出的匠人老去、死去，那些远在岭南的双季稻、敦煌的雾盘、辽东的马具，都将沦为史书上无人能解的传说。
我彻夜未眠，直至晨曦微露，天边泛起鱼肚白，寒气透过窗隙渗入，刺得指尖僵麻。
终于在一片狼藉的竹简中直起身来，脊骨咯咯作响，双眼布满血丝。
不能着书，必须立典。
我研开新墨，砚台中清水与墨块相磨，发出低沉的“沙沙”声，如蚕食桑叶。
铺上最平整的绢帛，提笔蘸墨，笔锋初触纸面，竟微微颤抖。
写下不是《工经大全》的正文，而是——《工经纂修章程》。
“设总纂一人，总理全书。其下分设农、工、水、医、算、舆、冶、陶、织、造、兵、畜，凡十二卷。每卷设主笔一人，统辖三科。每科之下，凡涉一技，必录其详，附以图解、用量、工序，并预设天灾、人祸、物损等‘灾变应对’之策……”
每一字落下，都似钉入大地的木桩，为一座即将拔地而起的知识殿堂打下根基。
章程初定，我做的第一件事，便是拿着它，走进了墨鸢的工坊。
她正对着一架新拆解的连弩机件，神情专注。
铁器零件散落案头，油污斑斑，扳手握在手中，轻轻拨动齿轮，发出清脆的“咔嗒”声。
机油气味刺鼻，混着金属冷却后的腥锈味，弥漫在狭小空间里。
听完我的来意，她头也不抬，只冷冷吐出六个字：“墨家之术，不外传。”声音如冰锥落地，碎而不响。
我没有与她争辩。
我从袖中取出一份名录，轻轻放在她面前的机油图纸上。
纸页边缘已被汗水浸软，字迹略显晕染。
“夜郎，信风使团，工师弟子王五，陷于泥沼，殁。临终前未能口授改良版水车齿轮接榫之法，新垦梯田至今引水不畅。”
“敦煌，戍卒营，陶管匠赵三、李四，冻毙于风雪。二人所知陶管烧制秘法失传，后续雾盘引水渠半数龟裂漏水。”
“辽东，筑城卒，墨家旁支弟子孙九，病故。其独创的夯土配方无人知晓，新建的一段城墙，去年冬至塌了半边。”
名单上，有七个名字。
每一个名字背后，都是一个因关键技艺无法传承而中断的工程，是数百上千人的心血付诸东流。
墨鸢的目光，死死钉在那份名单上。
她的呼吸变得粗重，胸膛微微起伏。
握着扳手的手指，关节寸寸发白，指甲嵌进掌心，渗出血丝也浑然不觉。
工坊里，只剩下沉重的呼吸声与远处炭炉偶尔的爆裂声。
许久，她终于抬起头，那双古井无波的眸子里，第一次泛起了剧烈的波澜，像深潭被投入巨石，涟漪层层荡开。
“可录。”她的声音嘶哑，却掷地有声，“但每一卷，都须加盖‘非授勿阅’之朱印。凡窃阅者，以盗窃军国重器论处。”
“允。”我毫不犹豫地点头。我知道，她守的不是秘密，而是秩序。
解决了最关键的“器械卷”，我立刻传信，将远在夜郎的轲生召回咸阳。
这个巡行院最优秀的学生，如今已是信风使团里能独当一面的分队领使。
他赶回咸阳时，一身风尘，面庞被西南的烈日晒得黝黑脱皮，颧骨处裂开细纹，渗着血珠；眼神却如淬火的精钢，锐利逼人。
进门时靴底带进泥屑，踩在青砖地上留下潮湿印痕，一股南方雨林的腐殖气息随之弥漫开来。
我当即任命他为“农经勘访使”，命他从新录取的工经院学生中挑选十人，即刻出发，分赴岭南、敦煌、伊犁三地。
“纸上得来终觉浅。”我指着案上草拟的农科条目，对他说，“我要你带着他们，把书上写的每一个字，都去实地复验一遍。双季稻的谷种，究竟泡水几分才能发芽最快？火薯的藤蔓，剪去几寸才能让块茎长得最大？雾盘下的沙地，浇水几日才能种下第一颗菜籽？我要的不是估计，是铁一般的数字。这部书，必须是用你们的脚印，踩着万里黄沙、冻土与泥泞，一个字一个字写出来的！”
轲生没有多言，只重重叩首，额头撞地之声沉闷如鼓，眼中燃起烈火：“属下，领命！”
此后两月，赤壤堂灯火不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