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播剧播出一周后，秦建国陆续收到了几封听众来信。这些信通过电台转寄，信封上贴着各式邮票，来自省内不同地方。第一封信来自邻市一位中学语文老师，信中说《马路天使》让他想起自己早逝的母亲——一位清洁工，感谢作者让平凡劳动者的故事被听见。第二封信来自一位纺织厂女工，字迹工整但略显稚嫩，说她听了广播后，主动申请加入了厂里的文学小组。
最让秦建国触动的是第三封信，寄信地址是“本市东风路环卫所”。信不长，只有半页纸：
“秦建国同志：我们全班组昨晚凑在值班室听了广播。老刘说，没想到扫大街的还能上广播。小梅哭了，她说那些台词就像从她心里掏出来的。谢谢您。环卫二班全体职工。”
这封信没有署名，只在最后画了一把小小的扫帚。秦建国将它小心地夹进素材本里，与那些记录市井生活的片段放在一起。
七月底的某个下午，文化宫传来消息：《大地新生》在全国工艺美术展上获得了“传统工艺创新奖”。消息是孙科长从北京打长途电话回来的，语气里满是兴奋：“建国，咱们的作品得了铜奖！虽然不是最高奖，但在全国级别的展览上，这已经很不容易了！”
铜奖。秦建国握着电话听筒，心里涌起一种复杂的平静。喜悦自然是有的，几个月的努力得到了认可；但黎彦明那些话依然在耳边回响，让这份喜悦不至于冲昏头脑。他想，也许这就是最合适的结果——既非落选，也非头奖，恰恰处在那个让人既感欣慰又知前路尚远的中间位置。
三天后，孙科长带着奖状和详细情况回来了。文化宫特意开了个简短的庆功会。奖状是红底金字的，盖着组委会的大印，被郑重地挂在创作组的墙上。孙科长还带回了几份展览的图录和专家评语复印件。
评语中肯而克制：“《大地新生》以传统深浮雕技法表现当代农村题材，构图完整，工艺精湛，人物刻画生动，体现了作者扎实的传统功底与反映时代生活的努力。在传统工艺现代化探索方面具有示范意义。”
没有提及黎彦明所说的“太正确”或“缺破点”，这是官方评审的措辞风格。但秦建国注意到，获得金奖的两件作品，一件是南方某大师的镂空象牙雕《百鸟朝凤》，另一件是来自中央美院年轻教师的现代木雕《裂变·生长》。后者的照片在图录上只占巴掌大一块，却让他凝视良久——那件作品完全跳出了传统造型，以抽象形式表现种籽破土的力量感，木材的自然裂纹被巧妙利用，成为作品语言的一部分。
“这才是黎教授说的‘破’吧。”秦建国心想，没有嫉妒，反而有种豁然开朗的感觉。传统与现代，精细与粗粝，完整与破碎——艺术的世界如此辽阔。
庆功会后第二天，黎彦明竟意外地出现在了文化宫门口。他依旧穿着那件半旧的中山装，手里拎着一个黑色人造革包。
“秦师傅，恭喜获奖。”黎彦明主动伸出手，“我从北京回来，听说了消息。”
秦建国有些意外，握了手：“谢谢黎教授。您的批评，我一直记着。”
两人走到工作间外的院子，在一棵老槐树下站定。黎彦明从包里取出一本展览图录，翻到《大地新生》那一页，又翻到《裂变·生长》那一页，并排摊开。
“你看，这两件作品放在一起，很有意思。”黎彦明说，“你的作品像一篇优秀的命题作文，结构严谨，扣题精准，技巧纯熟。而这一件，”他指着《裂变·生长》，“像一首朦胧诗，未必人人都懂，但有种原始的生命力喷薄而出。”
秦建国点点头：“我明白。看了这件作品，我更理解您当时说的话了。”
“但我要补充一点。”黎彦明合上图录，“艺术没有唯一的标准。‘正确’不是错，尤其在咱们这个阶段，很多传统工艺面临的是生存和传承问题。你的作品让评审看到传统技法能够很好地表现当代生活，这本身就是价值。我当时的批评，是从纯艺术探索的角度，可能过于苛刻了。”
秦建国没想到黎彦明会这么说，一时不知如何回应。
“我这次来，其实是有个提议。”黎彦明继续说，“省工艺美术研究所正在筹备一个‘传统工艺当代转化’的研究项目，需要既有扎实传统功底，又有现代意识的匠人参与。我觉得你很合适。当然，这只是一个初步意向，具体要等年底项目正式立项。”
这个消息让秦建国心跳加速。省工艺美术研究所，那是全省工艺美术领域的最高学术机构。
“我……我的水平恐怕不够。”秦建国实话实说。
“不是要你现在就去。”黎彦明笑了，“项目还有几个月筹备期。我的建议是，利用这段时间，你可以尝试做一些完全不同的东西——不为了展览，不为了任务，就为了你自己想表达什么。材料、题材、形式都不限，哪怕做失败了也没关系。有时候，失败的作品比成功的更能让人进步。”
黎彦明离开后，秦建国在槐树下站了很久。八月的阳光透过叶隙洒下来，在他脚边投下斑驳的光影。他想起清晨从木雕上流淌出来的金光，想起收音机里沙沙的扫帚声，想起素材本上那些杂乱的字句。有什么东西在胸中涌动，像种子在泥土里不安分地膨胀。
那天晚上，秦建国翻出压在箱底的一包木料边角料——紫檀、黄杨、核桃木、枣木，都是平时攒下的，形状不规则，有的还带着树皮或裂纹。他一块块拿出来在灯下端详，不像在选择材料，更像在聆听它们各自的故事。
沈念秋哄睡石头后走进来，见他对着满桌木头发呆，轻声问：“有新想法了？”
秦建国拿起一块带虫眼的核桃木：“你看这块，被虫蛀过，按传统看法是废料。但虫蛀形成的纹理，多自然，多有意思。我在想，如果用它做点什么……”
“你想做什么就做。”沈念秋在他身边坐下，“家里现在挺好的，爸的茶叶喝上了，妈的新衣服也做好了。你不用总是想着要做出‘有用’或‘成功’的东西。”
这话说到了秦建国心里。是啊，从学艺开始，师父就教他“料尽其用，物尽其功”，每一块木头都要规划好，不能浪费。做《大地新生》时更是如此，每一刀都要精确，不能出错。他忽然有种冲动，就想随手拿起一块木头，不问用途，不想结局，只是顺着木材本身的性格，跟着此刻的心绪，自由地刻点什么。
接下来的几个晚上，秦建国开始了前所未有的尝试。他选了一块巴掌大的带皮枣木，不画草图，不打腹稿，直接用刻刀在木头上寻找形状。有时是深夜工作间隙，有时是清晨醒来第一件事，想到哪刻到哪，不满意就换个方向。枣木坚硬，刻起来吃力，但他享受这种缓慢的、与材料直接对话的过程。
渐渐地，一个模糊的形态显现出来：不是完整的人体或景物，而是一段弯曲的、仿佛在挣扎又仿佛在生长的形体，保留了一部分树皮，虫蛀的小孔成了天然的肌理。秦建国不知道这算是什么，也不去定义它，只是随着手感继续深化那些沟壑与隆起。
与此同时，广播剧的影响在继续发酵。八月中旬，市广播电台邀请秦建国去做一期访谈节目，谈谈创作心得。面对话筒，他有些紧张，但说到熟悉的木工和写作，话语渐渐流畅起来。
主持人问：“您的本职是木雕匠人，怎么会想到写清洁工的故事？”
秦建国想了想，实话实说：“最开始是看到凌晨扫街的女工，那种专注和孤独让我想到自己有时候深夜做木工的状态。后来接触多了，发现每个平凡工作背后都有不平凡的故事。我手艺人的眼睛看世界，可能就和作家、画家的视角不太一样——我更注意手的动作，工具的使用，材料的质感。”
节目播出后，秦建国在街坊邻里间小有名气起来。去买菜时，摊主会多塞一把葱：“秦师傅，听了你的广播，写得真不赖！”去文化宫路上，不认识的人也会点头打招呼。这种认可朴实直接，让他既不好意思又感到温暖。
八月下旬的一天，秦建国正在摊位前修一个老式的梳妆盒，一位戴眼镜的中年男子在摊前驻足良久。等秦建国忙完手上的活，那人才开口：“请问是秦建国同志吗？”
“我是。您有什么需要？”
男子从公文包里取出一本杂志，是省文联主办的《江河文艺》。他翻到目录页，指着其中一个标题：“这篇《晨光里的扫帚声》，是您写的吧？”
秦建国一愣。那是他三个月前按照陈向东的建议，将《马路天使》压缩修改后投给杂志的稿子，之后一直没消息，他以为石沉大海了。
“是我写的。这是……？”
“杂志出来了！”男子高兴地说，“我是《江河文艺》的编辑，姓赵。我们主编很欣赏这篇作品，特意让我来市里时，如果方便就拜访一下作者。没想到这么巧！”
赵编辑告诉秦建国，这篇小说将在九月刊发，稿费会邮寄过来。他还提到，省作协正在组织一批反映当代工人生活的作品，秦建国的创作方向很符合要求。
“秦师傅，您有没有考虑过参加省里的创作学习班？”赵编辑临走前问，“每年一期，面向有潜力的业余作者。我觉得您很有生活积累，如果能在创作技巧上再提升一下，应该能写出更好的作品。”
接连而至的机会让秦建国有些应接不暇。晚上，他把黎彦明的提议、赵编辑的话都告诉了家人。沈青山抽着烟，沉思良久：“建国，这些都是好事，说明你的努力被看见了。但咱们得稳着点，一步步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