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是钱多了。政府为了搞这些大工程、发救济，开动了印钞机。市面上钱多了，但物质生产尤其是消费品的恢复没那么快，这就埋下了通货膨胀的根子。现在或许还能压制，但物价上涨的压力就像堰塞湖，迟早要泄洪。”
“第二，是债台高筑。政府不是聚宝盆，这么大规模的花销，钱从哪来？借！向国内民众发国债，也在国际上举债。
美国的国库，现在怕是比战败前的日本还要空虚，只不过它借债的能力强，还能支撑门面。但这债，总有一天要还本付息，会成为套在下一代脖子上的枷锁。”
“最关键的第三点，”周辰走回桌前，双手撑在桌面上，看着李宗仁。
“是杀鸡取卵，伤了元气。为了应付这庞大的开支，罗斯福政府对国内的富人、大企业课以重税，美其名曰‘财富再分配’。短期内，这能缓解矛盾，集中资源。
但长期看，这等于在用政策惩罚最能创造财富和就业的阶层。资本家的投资意愿会受挫，扩大再生产的动力会不足。
一个国家的经济活力，如果长期靠政府指挥和税收转移来维持，而不是靠民间自然的投资与消费，那就像给病人一直打肾上腺素，看着精神，实则是在透支根本。”
他总结道，声音恢复了平静：“所以，美国现在是有实力，但这实力被用来优先稳住自己国内那一摊子了。
它确实有能力给日本输血，但这血不会太多，也不会太纯净——必定附带各种政治经济条款，而且抽的还是它自己带着隐疾的血。
用它那点带着私心的‘援助’，就想彻底绑死日本这头饿狼，把它养成只听自己话的猛犬？怕是它自己先要掂量掂量，家里那本越来越难念的经。”
李宗仁缓缓靠回沙发背，长长吐出一口烟，之前的焦虑似乎消散了不少。
当华夏摆脱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困境之后，他们的压力并没有因此而消失。
新的国际地位，就意味着新的对手。
真站在了国际博弈的棋盘上，将美国视作对手之后，那种压力外人很难以理解。
这种压力的核心非常直接：工业规模所带来的、令人绝望的战争潜力差距。
美国的工业产值在三十年代中期已超过整个欧洲的总和，其钢、石油、汽车、机床等基础产能是其他任何一个强国（包括英、德、苏）的数倍。
这意味着，一旦进入战时动员或全面竞争状态，美国有能力以强大的工业产能淹没对手。
这种工业实力直接转换为几种无法绕开的压迫感：
1. 战略选择权的剥夺：任何国家在规划与美国的长期竞争时，都必须先接受一个前提——自己的发展速度和积累上限，在对方全力应对时，可能毫无意义。
你的每一步工业建设，对方都有能力用两倍、三倍规模的投资和建设来回应或压制。
2. 军事优势的绝对化：强大的海军和空军，本质上是强大工业的产物。
美国能同时建造数十艘主力舰和上万架飞机，不仅是因为技术，更是因为其船坞、生产线和熟练工人的总量决定了这种爆兵速度。
对手看到的不是几艘新式战舰，而是其背后一整能够持续“下饺子”的工业流水线。
3. 资源安全的绝对优势：美国本土的资源储量（石油、钢铁、煤炭、铜等）足以支撑其工业体系独立运转。
而其他列强（如英、日、德）均严重依赖海外资源输入。这使美国在竞争中几乎无后顾之忧，却能轻易卡住对手的脖子。
这个时代的传统列强，在面对美国这个新崛起的对手时，所感受到的是一种近乎窒息的压迫感。
这种感受，某种程度上与近一个世纪后，欧美传统强国面对东方大国全面崛起时的复杂心态相似，甚至更为深刻。
因为那时的美国，展现的是一个近乎“完美”的强权模板：
他本身就拥有庞大的国内市场，资源上还能实现自给自足，他国根本无法对他形成卡脖子。
更让传统强国感到无力的是，这个巨兽还享有两洋庇护的地理安全，并在文化血缘上被视为“同源”。
这也就意味着，他们无法通过军事手段来压制这个对手的崛起，更无法将他排斥在主流圈子之外。
但对华夏来说，这个对手固然强劲，但也不过只是崛起路上的一个坐标、一个参照物。
拼发展潜力，五千年来，华夏从来不虚。
能一路摸着老美过河，不知道会少走多少弯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