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不直接接触目标，而是通过公开信息、外围关系、资金流向和人际网络，拼接出一张更大的图。整理信息，识别关系，标记风险等级，然后将整理后的情报通过安全渠道送回东协情报中心。
后续的行动由其他部门负责，他的角色只是提供清晰、可验证的判断依据。
而“甜甜圈”的任务更靠近地面。
她的角色是情报工作的屏障，负责观察周围环境的变化。
——街区里出现了哪些新面孔，哪栋楼开始频繁有人进出，谁在便利店过于留意某些顾客，谁在深夜还保持着不必要的警惕。
她会在每天固定的时间段，将整理后的观察，汇合讲师发送而来的情报，还有自己的分析，通过一条早已设定好的线路，传往伦敦的情报节点。
他们几乎不交流任务内容，只在需要时用最简单的方式交换信号。
两人的默契，是建立在训练与职责之上。
这种配合，在柏林逐渐被军事化气氛笼罩的背景下，变得尤为关键。
自从新轴心夺取政权后，街道上的巡逻更频繁了，公共场所出现了更多便衣和临时设立的检查点，政府部门与私人机构之间的界限也在模糊。
他们甚至恢复了当年的秘密警察组织——“盖世太保”。
这些秘密警察隐没在体系之中，混入行政、企业、安全承保机构，甚至普通社区。
没有制服，没有清晰的标识，只靠权限和命令行事。
这也是“讲师”和“甜甜圈”必须维持绝对“平常”的原因。
不只是行为要自然，连生活轨迹也不能出现任何偏离。
购物时间、通勤路线、对邻居的反应、对城市变动的态度，都必须合乎一个普通人的逻辑。
任何稍显敏感的举动，都会被记录下来，汇入某个他们永远看不到的数据库。
因此，他们之间的配合，不能留下可见的痕迹。
短暂的交谈，日常的接触，找零的数字，甚至是彼此之间的距离，都需要精确控制。
太接近会引人注意，太疏远又会显得刻意。
傍晚时分，下班的“讲师”合上电脑，关掉台灯，将办公室恢复到最普通的状态。
他换下外套，出了门，上车，沿着熟悉的路线驶回住处，柏林的郊区依旧按着它固定的节奏运转，车流不算密集，行人匆匆，灯光逐渐亮起。
回到公寓楼下，他停好车，上楼。
房间里一切整齐。
他简单收拾了一下厨房和客厅，把几只空了的牛奶瓶和易拉罐拿出来，顺手把它们放进一个旧纸盒里。
纸盒边角略微翘起，看上去像是用过多次的样子。他又往里面扔了几张被揉皱的纸巾，随意压在上头。
他抱着纸盒下楼，走向街角的那家便利店。
路过的人并没有对他多看一眼——在这个街区，每天都有住户拿着类似的盒子出来回收，没有什么值得注意的地方。
在外人看来，他只是一个循规蹈矩的白领，下班后把垃圾送去回收点，为祖国的环保事业尽一点微不足道的责任。
没有人会去怀疑，一个装着旧牛奶瓶和易拉罐的纸盒，会与任何“机密”二字沾上边。
他推开便利店的门，门铃轻响。
生活依旧平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