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新闻干事，卫科长要求我利用业余时间写稿，一切围绕中心工作。
我经常和首长下基层，了解干部战士的思想想法，党员和正、副班长骨干队伍建设情况，找干部、战士谈心，召开座谈会。听连长和指导员谈对连队建设的打算，做了哪些工作存在哪些问题，有哪些解决问题的方法和措施；听司务长介绍伙食、节余和超支情况。回来后点灯熬油写材料，卫科长修改后送仇主任把关，开会研究定稿，誊写校对送交首长，再向上级机关汇报，权当我深入采访了。
那当时，全国各行各业的人如同找情人一样抓文凭。有张文凭在手，像以前有句话：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提职安排工作找对象掩饰过失和低能，文凭都是敲门砖通行证和遮羞布。现在流行：学好数理化，不如有个好爸爸。
有个好爸爸的人毕竟是少数，爸爸管得了一时管不了一辈子。好爸爸犯了错误下台，离、退休或者百年之后，没有文凭还是行不通。恢复高考，是唯一公平有效的选拔手段，为普通人提供了机会。自学考试获得国家承认的文凭，给在职人员和没有条件上大学的人，提供了提升可能。对于部队干部来说，高等教育自学考试的党政干部基础科，是取得文凭的捷径和首选。在上级统一安排下，守备区和某高等院校达成协议，由该校中文系教授定期来岛上授课，再到要塞区统一考试，四科考试及格，即颁发大专文凭。由我负责教材联系、接待、安排教授上、下岛，还有授课等事宜。首长强调，岛上条件艰苦，必须照顾好教授的生活。
王教授曾担任某地区县委书记，现任某分校校长。他经历丰富精力充沛，最荣耀的一件事，是在几百人大课堂上讲《文学概论》，一讲六个小时。
教材陆续上岛，我虽然没报名参加学习考试，也留了一套。我随意翻了翻，大部分文章耳熟能详，文学理论都是老生常谈。自从初中文凭被母校扣押、被妹妹剪了小人付之一炬，我就取得了永久性文凭。尽管仇主任和卫科长多次敦促，我仍拒绝报考党政干部基础科。我对文凭的蔑视很让岳教授恼火。他在课堂上强调文凭的重要性，影射说他有五个女儿，找的对象工农商学都有，只是没有兵。为什么？因为兵没有文凭，最后找了个农民。为什么？因为农民有文凭。
岳教授的语言尖刻，惹得干部们不满，有的愤然退出课堂。
仇主任给我个任务，让我在陪岳教授吃饭时，煞一煞他的傲气，别在课堂上说题外话，影响干部们的情绪。晚上在招待所，我陪岳教授喝“广鹿茅台”。
我直截了当：“学员们对你的题外话很反感，请你在讲课中注意。”岳教授满口答应：“董干事你放心，我一定照顾学员们的情绪。”两杯“广鹿茅台”下肚，岳教授猛烈抨击我不要文凭的行为，说：“等大家都有了文凭，你就等于文盲，甚至连话都不会说。”我针锋相对，说：“你现在是教授，我不照样和你说话吗？我哪句话说得不明白，你哪句话我没听懂？”他说不过我，一套一套地说书本上那些东西。我不断抓住时机，攻击他缺少生活实践的软肋。
他不时说几句英语，显示学问渊博，高深莫测。我说：“你是个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书呆子，还能干点儿什么？”他说：“我是教授，还是个杂家。”我问：“你是哪方面的杂家？”他说：“我说过书，有语言天赋，我说话你能对上，可以不要文凭。”姥爷季霖庭说书唱曲儿，大舅是有名的“季铁嘴子”，十三岁时说退屠城的一团老毛子，妈妈也能说会道，我绝不会败给这个固执的书呆子。
岳教授见我不说话，以为被他吓住，狂妄地说：“是弦的我都能拉出曲儿，是板的我都能敲出点儿，带眼的我都能吹出调儿。你先给我找个带弦的。”
我指着饭堂里一根晾衣绳，说：“那儿有根弦，你拉个曲儿我听听。”他盯着晾衣绳看了片刻，无言以对不吱声了，干了一杯酒。我说：“旁边房间里有对小两口在睡觉，你在门板上敲个点儿我听听。”他当然不敢去，又干了一杯酒。
我得寸进尺：“外面猪圈里有头猪，后腚上有个眼儿，你去吹个曲儿我欣赏欣赏。快去呀？你不敢是不是？我非让你去不可，走。”我站起来拖他。
岳教授彻底败下阵来，无可奈何地说：“秀才遇上兵，有理说不清。”酒喝到最后，他说：“我看你像有点儿才华，给你填个文凭吧，别让别人知道。”我轻蔑地说：“那张纸对我没有半点儿用，你再口无遮拦，我建议首长换掉你。”
岳教授再不敢在课堂上羞辱军人，大家拍手称快，说我做得对。
人人在为“党政干部科”考试奔忙，背诵那些老掉牙的教材。卫科长和伍干
事背诵试题累的睡不着觉，喝酒催眠。只有我一个人我行我素，不去跟风。众人和我所想所做所要实现的目标，和他们不在一条起跑线上。当官没有文凭不行，当作家没有文凭也行。他们如牛负重循规蹈矩，我行我素天马行空。
那天早上我头一次睡过了头，头一次没听见起床号声，头一次没出操，头一次没去吃早饭。伍干事替我把饭打回来，放在桌子上。李高手敲门进来，伸手摸我的头：“发烧了？”我如同被注射一支肾上腺素，一个高跳下床：“你希望我发烧是不是？放心，我永远不会发烧！”他讨了个没趣出去，门被我一脚踢上。
走廊里，李高手想起昨天傍晚老铁山上那一幕，幸福地旋转了一圈。我仿佛中了李高手的诅咒，扁桃腺肿痛，浑身烧得滚烫。我实在坚持不住，硬着头皮去了医院。我怕被方华知道我病了，在门外犹豫，偏偏被她看见。
方华从屋里出来，脸红了，说：“董干事，你是不是不舒服？”我装作什么事情没有，说：“谢谢，我想找你们政委了解一下情况。”方华纠正：“医院里没有政委，是协理员。”我一拍脑袋：“我说错了，是协理员。”我俩都笑了。
我压在心头的巨石一下子搬开，很想和方华好好谈一谈。我话已出口，还得象征性地去一趟院部。方华提醒：“是你通知的，协理员到政治部开会。”我装作突然想起来：“我又忘了。”卫生员出来喊：“方医生，来病号了！”
方华说：“我们有时间再聊。”急匆匆进了诊室。
我出了身透汗，像刚从篮球场上下来，浑身上下清爽无比。我踌躇满志，赶紧找高业新商量对策。高业新分析，方华很可能处在选择哪一个的十字路口。即使方华选择李高手，也要竭尽全力夺回来，否则失去了千载难逢的机会。
晚饭后我认真洗了脸，把胡子拔光。暮色蒙胧的时刻，我满怀信心地出了宿舍。俱乐部门前，方华和李高手正在二百瓦灯泡
我的热情如同散了口的米袋子，撒得干干净净，一个人来到西海边上。我在海岛服役六年，仿佛头一次知道海岛还有海。夜色笼罩下的大海冷静而温柔，还有力度，潮涨潮落从容不迫。我在海边徜徉了很久，对自己这些天的不正常行为进行了反思。我索性脱光，一头扑进大海的怀抱，要把灵魂中的灰垢来次彻底清洗。我觉得一丝不挂的自己，变成一条光溜溜的大鲅鱼，向大海中间游去。
一轮圆月悬挂在东方的海平线上，映得海面波光粼粼。
我不知道游了多久，黑魆魆的葫芦岛近在眼前，岸上的景物遥远而蒙胧，两臂的划水速度明显慢了下来。我躺在水面上略休息片刻，划动双臂往回游。我两臂逐渐发酸无力，离岸边仍很遥远。我有些发慌，把劲用猛了，如同汽车在返回途中耗尽了汽油。我往岸边挣扎，原地没动。原来，大海正在退潮。
没了力气，一身好水性等于没有，我知道这回完了。也许应了小西山那句俗话：打死犟嘴的，淹死会凫水的。我身子不住地下沉，时而呛进一口海水。
别说我不会把救命两个字喊出口，就是喊救命，也没人听见。更让我悔恨万分的是，我竟脱光了衣裳！我淹死了，一丝不刮地暴尸海滩。为我召开的追悼会上，肯定会有人笑出了声。没想到我英雄半世，还有这种束手无策的时候。
我手和脚全抽筋了，更让我万念俱灰。我用力把头仰出水面，告别人世之后，任身体下沉，一口口地灌着海水。我的四肢和肚皮触到海底沙滩上，一抬头，脑袋露出水面。我挣扎着站起来，海水没过腰际。我早已脱险，白白灌了一肚子海水。我又试了试，仍有力气。那一刻，我怎么就绝望了呢？我往海里狂游一阵，又狂游回来。我仿佛拣了条命，拍着胀鼓鼓的肚皮上岸，朝前方一阵猛跑。
一群在貂场工作的姑娘下夜班，有说有笑迎面走过来，我这才意识到自己光着身子，军装还在海滩上。我窝头往海边跑，穿上军装，满怀信心地回去。
这次险情，让我的自信心彻底回归。还有两天来船，明天傍晚，我提前邀方华来海边散步。我要把这些天心里的想法，今夜的冒险经历讲给她听，让她笑得前仰后合。她理解一个男人内心里的沉重和苦涩，投入我的怀抱，一块儿去大连。
第二天一大早，机关爆出特大新闻：李高手携方华双双去码头，搭海军护卫艇去了大连！两个人先举行订婚仪式，“八一”建军节之前，回岛举行婚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