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曹太太和马殿阔老师，坚信我已经提干，抛弃了曹小花。他们带了曹小花和三亲六故，天天到我家说理，劝太锋回心转意，否则择日启程到部队，让太锋从哪里来再回到哪里去。他们面对里三层外三层看热闹的人，哭诉演讲揭发怒骂。事情闹到公社，武装部给岛上部队打电话，知道董太锋已经复员，这几天就回原籍。曹小花哥哥让妹妹和和董太锋断绝关系，让他赔了夫人又折兵，后悔一辈子。这遭到曹老太太的坚决反对：我们活要见人死要见尸，部队和董太锋用的是缓兵之计怎么办？什么时候亲眼见到董太锋复员回到小西山，再什么时候宣布解除他和小花的未婚夫妻关系。假如董太锋真提干了，她立刻带闺女去部队完婚。
摘下了领章帽徽，如同放了我的血。军装虽破，脱下来如同扒了我的皮。指导员送给我一套干部服罩衣，一排长送给我一双皮鞋，让我穿着新军装复员。
第二天上午，连队在会议室召开老兵座谈会，桌子上摆着烟、茶、苹果。大家曾经是连里的骨干和主人，现在成了客人，说着客套话。营里来电话通知：下午三点半钟，守备区来车，接复员老兵去码头。屋子里烟雾腾腾，人一进去呛的流泪。连长和指导员担心被老兵刁难，打算开完会就回到家属房。
老兵们深情表达对部队的留恋，对高三连的感恩，感谢干部们几年来的培养教育，表示复员回家继续发扬我军的光荣传统，保持军人本色，绝不给部队和高三连丢脸。连长和指导员很受感动，头一回遇上这么通情达理、优秀的复员老兵。他们陪老兵们打扑克、下棋，“上车饺子下车面”，包饺子为老兵们送行。
我给通信员留下家乡地址，如有信件和退稿，让他给我寄回去。
半下午，通信员取报纸回来，有我两封信。一封是父亲的来信，对曹家大闹西北地只字不提，让我放心不要惦念家，安心在部队服役。一想到我明天下午到家，如何面对父亲，不由得一阵心酸。另一封信来自《解放军文艺社》，是一篇退稿。我即将复员离开部队，退稿又前来“送行”，不由得一阵愤懑，刚要撕碎扔掉，又忍不住打开。里面是我元宵节那天寄出去的散文《书架》，现在变成了铅字清样，一共两页，还附一封用解放军文艺社信笺写的短信：
董太锋同志你好！你的散文《书架》我们准备刊用，现寄去清样一份，请你校正后尽快寄还我们。谢谢！敬礼。散文组。（公章）一九七九年十一月七日。
我的呼吸停止了，心却在狂跳。我立刻去向指导员报告，走到门口又停住。往好里想，就算连里留我，还得请示营里。营里留我，还得向守备区请示。再一想，连里和营里根本不会因为一封信把我留下，这只是我的一厢情愿。况且不到一个小时，接复员老兵的汽车就到了。即使我的散文已经在《解放军文艺》上发表，我的部队生涯已经结束。我毕竟要抓住最后的这根稻草，揣好信件一不做二不休，装作上厕所，绕过“北小圈”生产队，钻进雨裂沟。我穿过松树丛越过公路，向守备区方向猛跑。我从自己开辟的秘密小道翻山越岭，从修理所背后山坡上下去。我下了长长的台阶，进到司政后机关大院，机关干部已经下班了。
我满头大汗跑进政治部，敲宣传科的门，里面没人。对面屋里传来“咔咔”声，我急忙过去敲了敲。仇科长下班后，正在和组织科长等人打克朗棋。
他们见我没戴领章帽徽浑身大汗，以为发生了什么急事。我说找仇科长单独谈，他把我带到办公室，让我坐下来慢慢说。我喘的说不出话，掏出那封信递给他。仇科长看了信和散文清样，一巴掌拍在我肩膀上：“走，找主任去！”
赵主任已经下班回家，仇科长马上往他家里打电话，介绍我的情况。
政治部主任赵凤武是原要塞区宣传处摄影干事，那张叶剑英元帅视察要塞区在海边拉二胡的照片，是他拍摄的杰作。他调到广鹿守备区不到半年，正为上不了稿子而发愁。他听了我的情况后，马上骑自行车从家里赶回机关。
在主任办公室，他看了《解放军文艺》的信和散文清样，兴奋地一拍桌子：“好！快说说你现在的情况。”他听完之后说：“你放心，我们把你留下。”
他马上给参谋长打电话，介绍了我的情况。他放下电话对我说：“你被留下了。”他给高炮营教导员打完电话，让我先回连队，明天上午再来政治部。
我心有余悸，摸黑翻过两座山，顺来时的路线摸回连队。
复员老兵宿舍里已经人去屋空，只剩下我的背包、帆布提箱和提包。指导员到码头送老兵还没回来，连长带领全连布控、搜山。连部里，卫生员看电话。
通信员接到营里电话，董太锋被政治部保留下来，已经回连队了，马上通知连长下山。炊事班给我留了两盘饺子，我就着大葱，风卷残云吃的一个不剩。
我离开连队之后，指导员发现我不见了，立刻向营里报告。营里命令连队紧急集合，全副武装封锁阵地、小盐场、“北小圈”、唐洼和吴家路口。营里向守备区报告，军务科立刻通报各营：高三连复员老兵董太锋跑了！命令柳条守备三连立刻封锁码头，高二连、特务连、守备一连封锁住各大、小路口。
机关干部到小会议室紧急集合，每人佩带手枪，外加三发子弹。
关副政委坐镇指挥，指示：发现目标先劝说，做工作。如果目标没有武器，决不准开枪。如果目标携带武器，能不开枪就不开枪。只有在生命受到威胁、必须开枪时，尽量往腿上打。看大家情绪紧张，他轻松地笑着说：“大家别紧张，看事态发展再做下一步决定，”看表，“十分钟以后就有消息了。”
关副政委例举了几个类似的案例，进行缜密分析。董太锋坐船出岛的可能性没有，没带一枪一弹，排除凶杀可能。他去哪儿了呢？不排除自杀的可能。
他幽闲地喝了口茶，“哈哈”一笑：“他现在已经跳崖、投海或者上吊了。有文化的兵自尊心强，想不开很难回头。”他命令机关干部原地待命，撤除警戒部队，只留高三连重点搜查附近的海边、坑道、松树林、崖底等。他让战勤参谋传达他的指示，让医院派救护车，前去小盐场高三连收尸……仇科长进来报告，说董太锋拿着解放军文艺的用稿通知，正和赵主任谈话。军务参谋也进来报告情况。机关干部们“轰”地笑了，关副政委既恼火又尴尬，悻悻地离开。
连队回营房后解散，连长盖房子进来。我向他说明情况，他一言不发。指导员送完老兵从码头回来，对我待搭不理。我直打饱嗝，他以为我故意气他。
两个人扔下我不管，各自回家属房。我和通讯员要来钥匙，还住我的“鬼屋”。幸亏我行动果断，没走大路没翻山路也没抄近路，顺秘密小道快速逃走。否则我刚到吴家就自投罗网，加一连已经张开了大网。如果我走大路，加二连请君入瓮。如果我翻山路，高二连已经布下了口袋阵。我将被做为潜逃处理，武装押送回家。我是在全副武装的铁桶里面钻出去，人不知鬼不觉地到了守备区。
第二天在连部，指导员说：“董太锋就是长正经精神，太成熟了。”连长还是那句话：“他这样的兵太有水平，我这样的连长确实带不了。”高二连调来的文书不安心工作，要求调回老连队。连里请示营里，先让我继续当文书，看守备区如何安排。我和梦游一样，演出一场“复员”闹剧，又回到连部，继续当我的“万岁文书”。我劫后余生，又一次在关键时刻，自己把握自己的命运。
我到司务长那里要回旧军装，脱下新军装，还给指导员和副连长。我找出准备珍藏的领章和帽徽，缀在衣领和帽子上，激动的心情就像第二次入伍。指导员见我戴上了领章帽徽，搬起面孔问：“谁让你把领章帽徽戴上的？”我说：“自己。”他说：“你有什么权力？”我反问：“我是军人，难道没有佩带领章帽徽的权力？”他说：“我们没接到你继续留队的命令，你现在还是复员兵。”我说：“岂有此理，我给赵主任打电话。”他赶紧息事宁人：“你要吸取教训，有什么情况先请示连里。”我嗤之以鼻：“我昨天要是请示你，现在快到家了。我上午去政治部。”他说：“等通信员把守备区的命令拿回来。”我说：“你和政治部说去。”他很生气，说：“你现在翅膀还没硬，别忘了还是高三连的兵。”
我轻蔑地看了他一眼，说：“你想给我小鞋穿？”他说：“关副政委指示，让连队对你严加管控，不能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一次海政歌舞团来岛上演出，关副政委致欢迎词。那是个盛夏的夜晚，人坐着不动还冒汗。他一紧张，把“你们顶着炎炎烈日，飘洋过海为官兵们演出”，说成了“你们冒着漫天大雪，翻山越岭为官兵们演出”，台上台下爆发大笑。他对我已经投海上吊的预言破产，在全守备区传为笑柄。我这回没死，很让他恼火，不再欣赏我的才华。
他在常委会上说：“董太锋这样的兵留下也是麻烦，政治部没事找事。”赵主任坚持自己的意见，说：“董太锋对部队做出了重大贡献，对这样的兵决不能埋没。在《解放军文艺》发表作品，比上解放军报头版头条都难。”
宣传科伍干事给连里打电话，让我马上到政治部。我马不停蹄地去守备区，伍干事把我带到赵主任办公室。满屋子人，都在传看散文清样和编辑来信。
仇科长向大家介绍：“这是《书架》的作者董太锋，高三连文书。”大家和我握手，我一一敬礼。政治部铁副主任入伍前，发表过不少文学作品，在地区有一定名气。入伍后，他一心想在《解放军文艺》上发表作品，当专职创作员，呕心沥血地写诗歌、散文、小说，十几年如一日地投稿，没在《解放军文艺》上发表一个字。他攒了几麻袋底稿和退稿，稿纸上的墨迹是他凝固的血迹，收藏没价值扔了可惜，做饭生炉子用来引火，到转业也用不完，求左邻右舍帮着用。
铁副主任热泪盈眶，紧紧握着我的手：“你真勇敢，单枪匹马杀进了《解放军文艺》，在全旅大警备区也是一件前所未有的大事。”要塞区政治部来电话询问情况，赵主任亲自作了汇报。司令员和政委也来了，听了赵主任的汇报后，都和我握手进行鼓励，感谢我为广鹿守备区争光，要再接再厉继续努力。
只有第一个发现我诗朗诵的关科长、现在的关副政委没露面。我冷静下来，决不能忘乎所以飘飘然。在宣传科办公室，我给解放军文艺社写了回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