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军文艺社散文组编辑：接到您的来信和散文清样，除了万分感动之外，也让我义愤填膺。与其说我写的是一篇散文，还不如说是蘸满血泪的控诉。我们这一代人在林彪、四人帮一伙的禁锢下，患了文化营养不良症。四人帮毁灭文化所造成的悲剧，真是罄竹难书啊！只恨我笔力不佳，难以抒发我对林彪、四人帮深恶痛绝的愤懑……但是，羞辱也能变成巨大的力量，痛定思痛，想想当年偷书被斗的情景，就更使我下决心努力学习，跟上时代的步伐，制定创作规划，创作出更多更好的作品，为繁荣部队的文化事业献出我一点微薄之力，争取做文艺百花园中的一朵小花。此致 敬礼！旅大警备区八一五七〇部队四十三分队 战士：董太锋 ，一九七九年十二月十四日。
李干事的字写得好，赵主任让他抄了信写好信封，和散文清样一起装进信封，由到大连开会的李科长带走。伍干事是瓦房店人，比我早当三年兵，比我小一岁，已经提干三年，在宣传科任宣传干事。他向我透露，守备区准备调我到政治部宣传科，协助搞新闻报道。虽然现在已经不直接从士兵当中提拔干部，我早已超龄，还没入党，但是对于特殊人才，也可网开一面。广鹿守备区不一定能留得住我，很可能到要塞区文化处任创作干事。伍干事留我吃午饭，我坚持回连队。
他要小车送我，我转身就跑。事情八下没一撇，我必须稳重低调。
元旦的早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送元旦献词：《迎接大有作为的年代》。连队晚上会餐，炊事员李东明留了一盘鸡肉，一盘炒酸菜，一盘排骨，两瓶果酒，和惠达一起为我把酒庆贺。我们在装糠的黑屋子里，悄声干杯，相互祝福。
八十年代已经开始，党和国家、民族，个人的命运，都将发生重大变化。
伍干事给我来电话，让我有所准备，到宣传科帮忙，和他住一间宿舍。我兴
奋过度不敢张扬，夜不成眠装的睡眠充足，在举止言谈上绝不能得意忘形。
营长曾经把“打下拖靶”写成“打下拖鞋”，来连队问我：“你听说你写了一篇山（散）文？是写老铁山还是雁过山？要多写一写咱们高炮营。”我解释：“不是‘山文’，是散文。”他以为是黄连散：“你给每个连队多写点，预防吃海红拉稀，影响训练。”我哭笑不得，说：“散文是一种文章体裁……”他不屑一顾地说：“写那玩意儿干什么，把心写散了，连三防考核都记不下来。”
我穿了一套新罩衣，如同麻雀插上了孔雀羽毛。指导员贺红光总对我板着脸，我以为他舍不得放我走，又觉得不太像。他挑剔房间收拾的不整洁，茶杯洗的不干净，物品摆放不整齐。他还不时冒出一句，“不能目空一切，把连队当成跳板，”让我莫名其妙。这和他受连长气时的可怜相、到处找同情者，判若两人。
指导员不顾我的感受，在全连军人大会上敲打我，说：“文书最近写了一篇小稿，准备发表在解放军文艺上，这不是他的个人成绩，而是高三连全体官兵的功劳。文书不参加施工不站岗，有时间写作，换上任何人都会有成就。”
他愿意怎么说就怎么说，我照样做好本职工作，到守备区帮忙就由不得他了。
我填写完肖立文、刘东顺、炊事班的“立功受奖登记表”，还差十五分钟就到凌晨一点，早上起来晚。指导员知道我熬夜，仍在晚点名批评我不出早操。
连长盖房子亲自召开连勤会议，说班排反映，文书除了看书写作什么都不干。我把这些当成黎明前的黑暗，到政治部帮忙曙光才能升起。这个冬天格外寒冷，丧门星一样不开面。上午，我让通信员把故事《跟鸡寻卵》送走，下午把另一篇《追鸭送蛋》也送走。伍干事来电话，说他到皮口学习回来，我就搬到机关。
他让我把人物通讯《探望》改成散文，复写后分别寄给《前进报》《解放军报》《解放军生活》《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等新闻单位。我把一千字的新闻稿《探家》改成三千字的散文，复写两遍之后，已经到了凌晨两点钟。我没有睡意，走出营房。整座海岛沐浴在银色的月光里，谁不在这皎洁的月光下逗留，谁就是个大傻瓜。此起彼伏的鸡鸣提醒我，那不是洁白的月光，而是一地酷霜。
我仍想起李白那首诗：
花间一壶酒，
独酌无相亲。
举杯邀明月，
对影成三人。
海岛的凌晨月下，无花无酒，只有这轮明月代表我的心境。没有鲜花和美酒也不扫兴，此时此刻，我全身心地与大自然融为一体，走进营房仍没分离。
五十三岁的父亲身体有病，仍坚持劳动，为子女们操尽了心。妹妹们和弟弟学习进步，又省心又听话。我写信进行鼓励，要求她们百尺竿头再进一步。外面竟下起了倾盆大雨，这在冬季里非常罕见。起床号响，我沉沉地睡了过去。
指导员抓住把柄大做文章，在全连军人大会上点我的名。他的所作所为，超越了我的忍耐范围，不能再容忍了。我说：“我们得谈点什么了。”他说：“我到班排去，没有时间。”他从班排回来，我把他堵在屋里，他在写东西。
我说：“我不明白，你为什么要这样对待我。你不是不知道，我能留在部队不容易。我几次想对你做点什么，害怕因小失大，所以一直忍气吞声。”
我说完出去，他赶紧把我叫回来，关上门，说：“连长确实没说错，你这样的兵，我也同样带不了你。”我说：“这好办，我带你。”他停顿一下，说：“你能在解放军文艺发表作品，能留下来，我也为你高兴。但是你的出格行为，影响了上级对我的提拔。”我说：“你说清楚，我哪项行为出格了？”他不说。
指导员去守备区开会时，赵主任找他谈话，问：“董太锋这样德才兼备的战士，为什么成了重点人？他在那些地方违反了《条令》《条例》？”
指导员如何回答，我不得而知。回连队之后，指导员和我谈话。他说：“本来守备区这次干部调整，我可能回守备营任副教导员，也泡汤了，弄不好和你有直接关系……”我嗤之以鼻，说了句：“无稽之谈。”拂袖而去。
连长盖房子也找我谈话，说：“这次因为你，我又没当上副营长。”
我困，还不敢打哈欠，不争气的是，说说话就“呼呼”地睡着了。我总是饿，怎么吃也不饱，不长脸的是，一个人顶三个人的饭量。哪一期解放军文艺能发表散文《书架》，发表之后能给我带来什么，万一不发表怎么办，都是未知数。
晚上九点熄灯，我刚上床就睡着了。半夜三更我睡得正香，突然被“咣咣”的踹门声惊醒。我披上衣服起来开门。一束手电筒光柱照在我脸上，我什么都看不见，知道不是一个人。我以为谁在搞恶作剧，一把夺下那人的手电筒。
指导员声音：“这是关副政委。”我急忙把手电筒还给关副政委。
原来是卢参谋等人，陪同关副政委查铺。我点燃了蜡烛，关副政委在屋里巡视了一圈，翻了翻我的书和稿子，什么没说出去了。幸亏我没点蜡烛看书写稿子，否则后果不容乐观。第二天，指导员对我说：“你把关副政委的手都拧疼了，他很生气。”关副政委的手电筒光柱，在我的心头蒙上了一层阴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