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他找指导员要单装还有二十元钱，贺红光说得连里开会研究。
陈有全告诉我：“我暂时不动声色，如果连里两天之内不给我答复，就告到守备区。把单装和钱弄到手也不算完，还得要五十斤大米，十斤豆油。”
他开导我：“自己的事情得自己着急，没人替你操心。干部们说的那一套都是哄小孩子的，把你推出去不管。当兵的，就这副领章和头上的帽徽值钱，摘掉了就像被骟了的牲口，精神头一下子就没了，蔫头耷脑只知道干活。”
他身穿一身崭新的“干部服”，皮鞋擦得黑亮，戴副大墨镜，在公路上来回走，挺着大肚皮像个司令员。老百姓都知道他的底细，没有一个媒人和姑娘前来搭讪。他走了几个小时累了，失望地回到连队，继续找指导员要单装和钱。
他和指导员辩论没说过，让我找本书给他看，看完后继续舌战。我说：“明
天就决定你的去向，现在看什么书都来不及了。”他说：“这回可怪不得我了，是他们逼我去守备区告状。”他明人不做暗事，和指导员请假去守备区。
指导员问：“你去守备区干什么？”他说：“告状。”指导员说：“你告谁？”
他说：“告你和连里。”指导员把他安抚住，说：“你等等，连里开个会。”
连里马上开会，重新研究陈有全的复员问题，决定再留一年。指导员找他谈话，他不信，说：“《退伍军人登记表》报上去了。”导员说：“下午让文书到营里拿回来。”他怕情况有变，赶紧把行李从复员老兵宿舍搬回班里。
他自任班长，脱下“干部服”和皮鞋。他的士兵服都改了，一米八的大个子穿了一件三号军装，就像表演杂技“缩骨”，被风纪扣勒的喘不过气。
上午我到守备区送“退伍老兵服从安排应战书”，拿回陈有全的《士兵退伍登记表》，他终于放心了。连里宣布陈有全继续留队，他站了通宵阵地岗。
我羡慕死了陈有全，他在部队虽然干不到六十岁，起码还能再干一年。
连队规定，星期四晚上不看电视，政治学习。复员老兵们非看电视不可，推选程德敏当代言人请示。他见干部们正在开会，悄悄地退出来。又有三个老兵去请示，都没成功。老兵柳延宝不服气，自告奋勇去请示，被指导员训斥一顿狼狈而归。连里开完了会，他又被连长叫去批评了一顿。他感到窝火，找指导员在屋里继续辩论，互挑漏洞互不相让。他只念二年书说话磕磕巴巴，实弹射击总打不响，绰号叫“臭炮”。此时他据理力争，每句话都击中要害，驳得指导员哑口无言，只得让老兵们看电视。老兵们一致同意，推举柳延宝当代言人。
晚上，指导员悄悄对我说：“你做一下柳延宝的工作，看着他点儿。”我嗤之以鼻：“我看着他，谁看着我？”他不吱声了，闭上眼睛装睡。
守备区后勤处在连里召开冬菜储存现场会，我和以往一样布置会场。司务长接兵回来，仿佛马上就任守备区司令，满面春风地站在院子里。不断有人上前敬礼、寒暄。我心里酸酸的，他的四个口袋，本来应该挂在我身上。但是，我却被确定复员。我也上前敬礼打招呼，他没还礼也没和我握手，理都不理，很让我尴尬。几个老兵为我解围，知道我不抽烟拿烟硬让我抽，我没接。
司务长淡淡地说：“你不是复员了吗？”我很纳闷，难道他不和复员战士握手说话？我没说话，转身离开。当他知道我仍履行文书职责，没话找话说。
晚上，连队到守备区看电影《舞台姐妹》和《南征北战》，我没去，在连部看电话，看书写东西，睡的很晚。第二天中午，我躺在光板床上刚要睡，通信员敲门，说副连长让你过去。我急忙进到副连长屋里，老连队几个兵来看他。他用手拍了拍床上的几件军装又往天棚指了指，意思是让我放进储藏室。我知道他在摆派头，仍面带笑容：“装在提包里吗？”他下巴向上摇了摇，我谦卑地拿了他衣服，开门出去。到了储藏室，我把衣服摔到地上，在上面狠狠地踩了几脚。
下午，连长让我把“三防”考核电话通知抄在黑板上，供全连复习。
昨天，通信员把电话通知抄写得驴唇不对马嘴，三百多字只抄了不到五十个字，没有一个字和“三防”有关。我给营部书记打电话，让他再传一遍。
营长接的电话，严厉地说：“电话通知也能传吗？”我说：“昨天能传今天为什么不能传？”营长说：“你昨天干什么去了？你跑步到营里来抄！”
我忍气吞声，翻山越岭到营部重新抄写。回到连队我刚写在黑板上，营里通知：考核取消。中午打篮球。下午到小盐场商店买了一副线手套。我本想在今年冬天，把冻疮扼杀在摇篮里。现在来看，又得把冻疮带回小西山了。
晚上看了两个小时哑巴电视，到操场上打了一通拳。我饿了，扒开炊事班窗户拿了六个馒头，从咸菜缸里捞出咸菜，饱餐一顿。我尽量不去想复员两个字，仿佛不想就不能复员。最难堪的是，我要穿着带一身补丁的军装回到小西山。
我本打算复员后，到北大荒当盲流。当复员来到眼前，才知道根本无法实现。
即使“母狗子叔叔”当上盲流镇的镇长委任我当副镇长，没有路费也去不成。
我哪有“母狗子叔叔”那两下子，一分钱不花走南闯北。“越王勾践”也装聋作哑，不再向我发出警告。我的那些铮铮誓言，就要变成遗言。我无法上天入地，恨自己不会孙悟空七十二变。我空翻翻的再高，一个跟头也翻不过老帽山。
在文学上找出路？更是无稽之谈天方夜谭外加老生常谈。即使我的稿子能评上诺贝尔文学奖，没等寄到编辑部，作者早已解甲归田满手地瓜浆，正在董云宝家房后拔完了地瓜蔓，挥着?头除地瓜呢。即使由手写体变成铅字，连金丝猴都进化成了人类。我索性不写字不看书，认真履行文书职责，享受佩带领章帽徽的秒秒分分。我现在才知道，部队是多么可亲；军人称号，是多么崇高而神圣。
高三连是所大学校，我学到了很多在小西山、二十五中学、盐场学校学不到的东西。高三连才是个真正的“硬骨头”连队，装卸、打坑道、军政训练、打拖靶、一日养成样样过硬。高三连还是个大家庭，尽管有过这样那样的不愉快，官兵之间战友之间的感情多么地深厚。连长“老圈”和指导员“小金嘴”让我当文书，为我提干找领导挖门路，提供一切方便。任何连队的文书，都没像我这样过足了枪瘾，扔过这么多手榴弹。我惹下这么大的麻烦，他们继续让我当文书。
司务长朱金好顶替我提干，背地里也说：“董太锋确实是个大才子。”许许多多的战友们对我无比崇拜，把我当成良师益友和主心骨。我认真反思自己，原来存在这么多的不足之处。仿佛有几个董太锋做替身，一个痛苦不堪，一个冷静观望，一个在前台表演，一个在幕后策划，假亦真来真亦假不知孰真孰假。
一排长郭敬父住院回来，热情地给我递烟。他知道我不抽烟，他硬给我硬不接，只好把烟放在桌子上。他有事求我，如果还要手枪，这回算是找错了人。
他小心翼翼地说：“文书，请把连部储藏室开一下，我放点东西。”他放在排里储藏室的东西总被人翻，我打开储藏室，他把东西放进去。左大明的三个老乡来连队，看我穿了身破军装，一个说我是“驴吉普”司机，一个说我是火头军，一个说我喂大猪。左大明说：“他是我们连文书。”小个子不理解：“文书怎么穿的这么破？”我说：“文书也得尿尿。”他们被尿呛住,不吱声了。
再过两天我什么都不是，只要能留在部队，让我做饭喂猪赶毛驴车，干什么都行。我在子弹箱里栽了蒜苗，即使脱下军装，也为高三连留下一抹绿色。
老排长雷祥明免职之后，到码头管理所代理所长，回连队准备转业。他的一个大箱子里，装着破镐头烂铁锹和榔头，有一半酥成了铁锈。另一个大箱子里，装着他十几年来在海滩上拣的鹅卵石。整个县的海边奇石，都被他拣来。
这些石头有的像一只手，有的像一只脚，有的像人的脑袋，有的像猪的脑袋。有的像公鸡，有的像鸭子，有的像一只鹅。有的像白菜，有的像萝卜，有的像土豆。还有的像五花肉、红烧肉等。他拣全了各种鱼类，海参、鲍鱼、海螺。他拣齐了“广鹿守备区高炮三连三排”，“雷祥明”和“雷大炮”等字石。他还拣到了男女生殖器，领导知道后，石头被砸碎，还差点挨了处分。这些奇石没有一块相同，拣到了就拣到了，拣不到的永远也拣不到。雷排长不知道什么叫收藏，更不知道若干年后能成为无价之宝。他除了好奇，再是闷的想找点事儿干。
全连出动，为他的两个箱子办理托运，装车卸车，抬上登陆艇。
连队接到命令：明天早上五点钟，雷排长从高三连出发。连队杀猪，晚上会餐为他开欢送会。他特地穿上新军装，钉上鲜红的领章帽徽。晚饭前欢送会刚要召开，营里来电话，通知他立刻出发。他刚放下电话，汽车已经进院，鸣笛催促。他匆匆地和大家握手告别，离开战斗生活了十几年的海岛和高三连。
晚餐丰盛，大家想起正在海上漂泊的雷排长，从此后天各一方，哪有食欲。
晚上，三排长黎树下单独看管我，和我睡一个屋，对我进行半宿教育，指出我这样那样的问题，接着开始吹牛皮。我想狠狠地挖苦他一顿，又懒得张口。
第二天上午，我到营部清理文件。风虽然很大，并不很冷。翻过高二连炮阵地，下山过了公路就是营部。不知道什么原因，今天没人跟着我。每当我到营部攀上高二连炮阵地，都情不自禁地向家乡方向眺望。逢上天空晴朗，对岸的村庄、树林都看得清清楚楚。熟悉的老帽山轮廓，仿佛就在眼前，那是我的幻觉。
脚下是重叠的山峦，树林，弯弯曲曲的公路，错落有致的村落。如果海岛是一座作战沙盘，肯定要编制兵偶，做个兵偶也比回小西山强。在这之前，我想家想得抠心挖肝，恨不能一步跨过大海翻过老帽山，回到永宁盐场小西山家里。现在我就害怕家乡二字。只要不让我复员，哪怕让我做一头连队的毛驴都行。呜呼！赵恩才的昨天，就是我的今天。漫山遍野的松树摇头晃脑，像万人大合唱，那棵最高的松树就是宫殿皇，全盐场的男女老少，在他的指挥下齐声高唱：
啊太锋再见！啊太锋再见！
啊太锋再见吧再见吧再见吧！
假如你要复员回盐场，
快一头撞死在棉花包上……
脚下是一条废弃坑道，坍塌后被野草覆盖，石缝里钻出一簇簇松树丛。当年某守备连在这里打坑道塌方，牺牲了三个战士。我哪怕因施工而死也在所不辞，被评为烈士埋在这山冈上，也比灰溜溜地回到盐场小西山强。
整理完文件，我去军人服务社，买了一本刚出版的邓拓的《燕山夜话》。我一边回连队一边看，没觉得什么地方有毒，倒为作者渊博的学识所敬佩。作者引用了大量的古文经典，从治学、科学、接人待物等生活常识，都做了诠释，可谓包罗万象。我只记住书中这样几句话：青年同志，不管你手里有几本政治、经济的书，都要把它读的烂熟。我读过的书不算少，说广种薄收，还不如说走马观花，不但没读得烂熟，有的书一目十行只是浏览，何谈“满腹是书文”？
连里正式公布，由七九年兵方晓飞接替我当文书，我们进行交接。他的优点和缺点都是胆小，一次向班长请假，结结巴巴说：“我想放、放个屁……”
他放个屁都得请示，更别说私开什么“证明”了。他当文书第一次接电话，把给养员听成指导员，把贺红光弄到守备区参加给养员会议，闹了大笑话。营长严厉地批评了连长和指导员，说高三连没有当文书的料，从高二连调。
炊事班长钟恩开被批准提前离队，隔一会儿看看手表。他恋恋不舍地说：“我的领章和帽徽，还能戴两个小时。”他行李提前寄走，和我挤在一张床上。
明天公布复员老兵命令，我已没有资格住连部，也搬进了复员老兵宿舍。老兵们都身穿改过的四个兜干部服，脚穿走后门买的皮鞋。我的一身破军装没法改干部服，没钱买皮鞋，还穿着一双胶鞋。我的帆布箱和提包里，装着书、底稿、退稿和信件等全部家当。新文书不会写年终总结，我熬了一个通宵写完。
第二天上午，留队官兵召开总结大会，指导员仍让我作记录。隋辉上厕所的工夫，毛驴趁机拉着车跑了。连队刚刚进行纪律整顿，毛驴带头违反纪律，出了大门越走越远。车上什么都没装，只有一根鞭子。我跑出去追赶毛驴车，身后跟了一群人对我围追堵截。我牵着毛驴回来，他们都不好意思地笑了。
隋辉把毛驴栓在树上，抡起鞭子“啪啪”一顿狠抽。两头毛驴大义凛然梗着脖子喷着鼻响，一副宁死不屈的样子。中午，连里确定隋辉复员。
他临走之前还把毛驴好一顿打，抱住两头毛驴脑袋痛哭失声。
方晓飞到营部取回命令，指导员马上集合老兵进行公布。他不管叫到谁的名字，一概没人回答。大家都低着头，仿佛不承认自己复员。此时爆发战争让老兵留队，所有人都会立正大声答“到”。当他叫到“董太锋”，我的心被剜了一刀，“呜”地一声哭了。钢浇铁铸的我成了没娘的孩子，十分软弱无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