庐州大捷的凯歌余音未绝，南京朝廷便以极高的效率，将封赏的恩泽与整肃的雷霆，同时洒向了前线与朝堂。朱慈烺深知，大战之后，人心浮动，正是确立规矩、巩固权威的绝佳时机。
武英殿内，气氛庄重而热烈。一场规模浩大的献俘与封赏典礼正在举行。被俘的数百名庐州战役中较为重要的清军将佐、地方降官，身着素服，缚手跪于殿前广场，在文武百官和南京军民代表的注视下，完成了象征性的“献俘”仪式，彰显了朝廷的武功与威严。
随后，便是重头戏——封赏功臣。
秦良玉因统筹全局、指挥若定、克复庐州首功，被加授太傅衔，赐爵“宁国公”，世袭罔替，赏银万两，蟒袍玉带，极尽荣宠。她也是本朝第一位活着封公爵的女性，意义非凡。
马祥麟勇猛善战，先登破敌，晋封“安庆侯”，实授庐州总兵官，负责淮西前线防务。
刘宗敏在攻城战中身先士卒，率先登城，勇冠三军，表现远超预期，被晋封为“荡寇伯”，实授忠贞营主将，正式确立了他在明军体系中的地位。田见秀辅助有功，授都督同知，仍佐刘宗敏。
其余大小将领，如罗岱、李本深等，皆按战功大小，各有升迁赏赐，银钱、布帛、田宅不一而足。阵亡将士的抚恤名单也由兵部当庭宣读，其家眷将得到优厚的抚恤和免除赋役的优待，以示朝廷不忘忠烈。
此番封赏，力度之大，范围之广，可谓前所未有。尤其是对李自成旧部的厚赏，明确传递出一个信号：只要真心归顺，奋勇杀敌，朝廷绝不吝爵禄，一视同仁。消息传至前线军营，顿时欢声雷动，军心士气为之大振。
然而，盛大的典礼之后，朱慈烺并未沉浸在成功的喜悦中。他在偏殿单独召见了秦良玉、史可法、黄道周等核心重臣，商议的却是更为棘手的问题。
“陛下，淮西虽复，然百废待兴。更紧要者，乃李定国将军所部之安置。”史可法率先提出了一个敏感而关键的问题。李定国在敌后屡立奇功，牵制了大量清军，但其身份特殊，既非朝廷正式官军，又与已归顺的李自成旧部不同，如何安置，关乎重大。
朱慈烺沉吟道：“李定国忠勇智略，乃难得之将才。其部虽源自流寇，然抗清之志坚贞，功勋卓着。若招抚，当何以待之？若仍任其游离在外，又非长久之计。”
黄道周建议：“陛下，或可仿李自成部旧例，授其官职，整编其军，然需派员监军，徐徐图之。”
秦良玉却道：“陛下，李定国非刘宗敏可比。观其用兵，深谙韬略，心怀大志。若处置不当，恐生变故。老臣以为，当以诚相待，许以高官显爵，但需其本人亲至南京，面圣受职，以示诚意。”
朱慈烺点了点头，秦良玉的看法与他暗合。李定国是一头猛虎，既要用，也要能驾驭。强硬的整编可能适得其反，必须以情义和利益双重束缚。
“拟旨，”朱慈烺下定决心，“加授李定国‘镇北将军’号，封‘靖虏侯’，总理河南、山东等地义军事务，准其自置官属。赐丹书铁券，赏银五千两。着其择机入京觐见，共商抗清大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