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宝船建造手记》中，周义详细记录了宝船的建造流程：“造宝船需经‘选料、下料、拼接、封缝、安桅、装帆’六道工序，选料需至福建武夷山采松木，下料需用‘墨斗定线，刨子找平’，拼接需用‘鱼鳞式’榫卯，封缝需用桐油、糯米灰浆与麻丝混合，可防水防腐。”手记中还记载了周义的创新：“以往海船用八桅，吾改为九桅十二帆，可适应不同风向，航速提升三成。”
而在手记的最后几页，周义写下了一段略带遗憾的文字：“永乐十三年，宝船‘清和号’于龙江船厂下水，吾亲率工匠调试桅杆，见其在江风中平稳转动，甚喜。然吾年已六十有五，腰疾复发，未能随郑和太监下西洋，亲见吾造之船驰骋大洋，实为毕生憾事。今将建造技艺录于手记，望后人能继吾之志，造大船，通四夷。”这段文字，让一位毕生投身造船事业的工匠形象跃然纸上，也让我们理解了宝船背后凝聚的无数匠人心血。
在墓葬的侧壁，考古队还发现了一幅浅浮雕，雕刻的是龙江船厂建造宝船的场景：数十名工匠各司其职，有的在刨削木材，有的在拼接船板，有的在涂抹桐油灰，周义则站在船台旁，手持墨斗，正在指挥工匠校准船身。浮雕的右下角刻着“永乐十年，匠人王某刻”，证明这是当时工匠为纪念周义的贡献而特意雕刻的。
“这幅浮雕是明代造船工艺的直观再现，”程远指着浮雕中的细节，“你看工匠们使用的工具，与墓中出土的刨子、墨斗完全一致；船台上的宝船雏形，与周义制作的模型也高度吻合。这不仅是对周义的纪念，更是对明代造船技术的记录。”
南京龙江船厂遗址公园专门为周义设立了“船匠纪念馆”，将出土的造船工具、宝船模型、《宝船建造手记》复制品以及浮雕拓片一同展出。开馆当天，周义的后人——65岁的周建国带着家族珍藏的《周氏宗谱》来到纪念馆，宗谱中记载：“先祖周义，字仲和，南京龙江船厂匠师，永乐年间主持建造宝船，助郑和下西洋，赐‘工部匠师’称号。”
周建国站在宝船模型前，眼眶湿润：“小时候听爷爷说，我们家祖上是造大船的，能让船漂洋过海。今天看到这些文物，才知道先祖造的是郑和宝船，是能到西洋的大船！”他将《周氏宗谱》捐赠给纪念馆，与周义的《宝船建造手记》一同陈列，让这段家族传承与历史记载相互印证。
程远握着周建国的手说：“周义先生是中国古代造船业的骄傲，他的技艺和精神，不仅是周氏家族的传承，更是中华民族的宝贵财富。我们会好好保护这些文物，让更多人知道，郑和宝船的辉煌，离不开像周义这样的平凡工匠。”
红海亚丁港（明代的阿丹）的阳光格外炽烈，“海探七号”的考古队在古码头遗址的沙层中，发现了一串用红海贝壳串成的“日记”——28枚贝壳大小相近，每枚贝壳的内壁都刻着简单的符号，有的像船帆，有的像星星，有的像水罐，还有的是数字。程远拿着这串贝壳，忽然想起《郑和航海图》中“阿丹港可补淡水、采乳香”的注记，或许这串贝壳，正是记录船员在阿丹生活的“密码本”。
“从贝壳的磨损程度来看，这串‘日记’被长期佩戴，应该是主人的重要物品，”程远将贝壳放在阳光下，内壁的符号清晰可见，“我们推测主人可能不识字，所以用符号记录日常，这是最朴素也最真挚的航海记忆。”
为了解读贝壳符号，考古队邀请了语言学家、航海史专家共同研究。经过两周的努力，他们终于还原了符号的含义：“船帆”代表“启航”，“星星”代表“夜航”，“水罐”代表“补给淡水”，“乳香”图案代表“贸易”，数字则代表“天数”。结合《郑和航海图》的航线，他们还原了主人——水手王二的航海经历。
第一枚刻有“船帆+三桅”的贝壳，记录的是“永乐十四年（1416年）正月，王二随三桅补给船‘顺和号’从古里出发，前往阿丹，航线为‘庚酉针二十更’”，与《郑和航海图》“古里至阿丹”段的针路完全一致；第七枚刻有“水罐+数字5”的贝壳，记录的是“正月十五，抵达阿丹港，补给淡水5桶”，印证了海图“阿丹可补淡水”的注记；第十五枚刻有“乳香+数字10”的贝壳，记录的是“正月廿五，用瓷器10件交换乳香10斤”，补充了海图未提及的贸易细节。
郑海峰的团队在贝壳“日记”旁，发现了一个粗陶陶罐，里面装着王二的私人物品：一把磨得发亮的铁制小刀（用于切割绳索）、一块圆形磨刀石、一个缺角的陶碗（碗底刻着“王二”二字，还有泉州窑的印记），以及一小块用麻布包裹的麦饼（已炭化，但仍能看出里面夹杂着芝麻）。“这些物品都是船员的日常用品，”郑海峰拿起陶碗，“泉州窑的印记说明王二是泉州人，与之前发现的陈阿福同乡，或许两人在同一艘船上工作过。”
方美怿在陶罐附近发现了王二的骸骨，骸骨侧卧在沙层中，年龄约35岁，右手骨骼粗壮，食指和拇指有明显的老茧（长期握桨所致），脚部骨骼有轻微的变形（推测是长期在船上站立、行走导致），牙齿中残留着麦饼、咸鱼和乳香的成分——与贝壳“日记”中“交换乳香”的记录相互印证。
“王二的骸骨姿势很放松，不像遭遇意外，”方美怿分析道，“我们在他的头骨旁发现了一枚完整的红海贝壳，应该是他生前最喜欢的一枚，特意放在身边。这说明他可能是在阿丹港停留期间病逝的，船员将他葬在码头旁，让他永远‘守护’着曾经停靠的港口。”
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将王二的贝壳“日记”与陈阿福的《航海手记》一同展出，命名为“平凡水手的远洋记忆”。展览现场，一位来自泉州的老水手陈大爷站在展柜前，久久不愿离开。他指着贝壳“日记”，哽咽道：“我年轻时也跑过南洋，用的是爷爷传下来的‘土办法’记录航程，比如在绳子上打结记天数，看到特定的山形就知道到了哪个港口。王二的贝壳日记，和我们老水手的‘土办法’一模一样，都是对家的思念，对大海的敬畏。”
陈大爷还向博物馆捐赠了自己年轻时使用的“绳结日记”，与王二的贝壳“日记”并列展出。这两串跨越六百年的“航海记录”，成为展览最动人的展品，让观众看到了无数平凡水手的共同记忆——无论时代如何变迁，航海者对家的思念、对职责的坚守，永远不变。
印度古里港（明代的古里）的海风带着香料的气息，“海探七号”的考古队在一处明代沉船遗址（推测是郑和第五次下西洋的补给船“丰和号”）的货舱旁，发现了一口生锈的铁锅——锅沿虽已破损，但上面“炊事员刘六”的刻字仍清晰可辨。这口普通的铁锅，揭开了郑和船队船员的饮食秘密，也让我们看到了“民以食为天”在远洋航行中的体现。
“《郑和航海图》记录了航线和停靠点，但船员的饮食供应一直是个谜，”程远围着铁锅仔细观察，“这口铁锅直径约80厘米，深度约40厘米，适合在船上煮大锅饭，锅内壁的残留物，或许能告诉我们船员吃什么。”
郑海峰的团队对铁锅内壁的残留物进行了检测，发现其中含有高粱、大米、小麦、咸鱼、蔬菜（经鉴定为冬瓜和白菜）的成分，还有少量的芝麻和红枣。“这些成分证明船队的饮食种类并不单一，”郑海峰兴奋地说，“高粱、大米是主食，咸鱼是蛋白质来源，冬瓜、白菜能补充维生素，芝麻、红枣则能补充营养——这说明船队的饮食有科学的规划，不是我们想象中的‘只有干粮’。”
在铁锅旁，考古队还发现了一本用竹纸写的《炊事手记》，封面写着“刘六记”，里面记录了船队的日常饮食安排：“每日两餐，早餐为米粥、麦饼、咸鱼；午餐为高粱饭、煮蔬菜、肉汤（若有新鲜肉类）；若遇航行顺利，晚餐加芝麻饼或红枣粥。”手记中还详细记录了在不同停靠点补充的食材：“在占城补冬瓜、白菜；在龙涎屿补椰子；在古里补羊肉、大米；在阿丹补乳香（用于调味）。”
“这是明代海上饮食的详细记录！”程远翻到手记的中间页，“你看这段：‘永乐十五年（1417年）三月，船队在印度洋遭遇逆风，航行延迟十日，食材短缺。吾将剩余的麦粉与芝麻混合，制成芝麻饼，每人每日一块，确保不饿肚子。’这体现了刘六作为炊事员的智慧，在困难情况下保障船员的饮食。”
方美怿在铁锅下方的沙层中，发现了一个炭化的麦饼，麦饼直径约10厘米，厚度约2厘米，表面有烘烤的痕迹，里面夹杂着芝麻和红枣碎。“这个麦饼与《炊事手记》中‘芝麻饼’的记载完全一致，”方美怿用镊子轻轻触碰麦饼，“炭化痕迹说明它是在铁锅中烘烤而成，口感酥脆，方便储存，适合作为远洋干粮。”
在古里港的贸易市场遗址，考古队还发现了刘六购买食材的“账本”残片，上面用毛笔写着：“永乐十五年四月，买羊肉十斤，价铜钱五文；买大米五十斤，价铜钱二十文；买蔬菜二十斤，价铜钱三文。”“这证明船队在停靠点会采购当地食材，丰富船员的饮食，”程远感慨道，“刘六作为炊事员，不仅要做饭，还要负责采购、记账，他的工作看似平凡，却是船队保持战斗力的关键——只有吃得饱、吃得好，船员才能顺利完成远航。”
刘六的《炊事手记》最后一页，写着一段温暖的文字：“吾为炊事员，最大心愿是让船员吃饱饭，平安回家。每次看到船员吃完吾做的饭，露出笑容，吾便觉得一切辛苦都值得。望吾之子女，日后若为炊事，亦要尽心尽责，善待他人。”
“郑和船队的饮食文化”特展在泉州开幕，刘六的铁锅、《炊事手记》复制品、炭化麦饼残片，以及根据手记还原的“明代船员餐”（米粥、麦饼、咸鱼、煮蔬菜）一同展出。展览现场，观众可以品尝到还原的“芝麻饼”，感受六百年前船员的饮食味道。
一位来自福建的厨师李师傅，在品尝芝麻饼后，深有感触地说：“没想到明代船员的饮食这么讲究，既有主食，又有蔬菜、蛋白质，还会用芝麻、红枣调味。作为厨师，我觉得刘六很了不起，在船上有限的条件下，还能保证饮食的多样性和营养，这需要极大的耐心和智慧。”
“海探七号”在印度洋北部的官屿溜（今马尔代夫马累岛）海域，发现了一艘明代沉船的残骸（推测是郑和第四次下西洋的领航船“导和号”）。在沉船的船长室里，考古队发现了一套完整的牵星板——共12块，从一寸到一尺二寸不等，还有一块圆形的象牙板（用于测量北极星高度），板面上刻着“领航员张贵”的字样。这套牵星板，是《郑和航海图》中“牵星导航”技术的实物证据，也让我们看到了领航员张贵的专业与坚守。
“《郑和航海图》中有‘官屿溜用庚酉针一百五十更抵木骨都束，夜观北极星七指’的注记，这里的‘七指’就是用牵星板测量的结果，”程远拿起一块一寸的牵星板，“牵星板是明代远洋导航的核心工具，通过测量星辰与海平面的高度，确定船只的纬度，张贵作为领航员，负责用这套工具为船队指引方向。”
林珊的团队对牵星板进行了详细研究，发现每块牵星板的边缘都刻着刻度，精度达到0.1寸，圆形象牙板的中心有一个小孔（用于瞄准星辰）。“我们用这套牵星板模拟测量北极星高度，”林珊在甲板上进行实验，“当使用七寸的牵星板时，北极星与海平面的高度正好对应‘七指’，与《郑和航海图》的注记完全一致。这证明张贵使用的牵星板精度极高，能满足远洋导航的需求。”
在牵星板旁，考古队发现了一本《牵星日志》，作者正是张贵。日志中详细记录了每次测量的时间、地点、星辰高度和对应的针路：“永乐十二年（1414年）十月初一，夜，官屿溜海域，测量北极星高度七指，对应针路庚酉针，航向正确；十月初五，夜，印度洋中部，测量北极星高度六指，调整针路为辛戌针，确保向木骨都束航行。”
日志中还记录了张贵的导航经验：“测量北极星时，需避开云层，若遇阴天，可测量南门星（即半人马座a星）；不同海域的星辰高度不同，需提前熟记《牵星口诀》，避免出错。”这些经验，补充了《郑和航海图》中牵星技术的细节，证明明代领航员已掌握了系统的天文导航知识。
方美怿在船长室的角落里，发现了张贵的骸骨，骸骨坐姿靠在船壁上，年龄约40岁，右手仍保持着握牵星板的姿势，左手放在《牵星日志》上，头骨旁放着一个铜制的罗盘（指针指向庚酉方向，与日志中“庚酉针”的记载一致）。“张贵应该是在导航时突然遭遇意外，”方美怿分析道，“他的骸骨姿势证明他直到最后一刻，都在坚守自己的岗位，用牵星板和罗盘为船队指引方向。”
“明代牵星导航技术”专题展在南京天文博物馆开幕，张贵的牵星板、《牵星日志》复制品，以及根据日志还原的“牵星导航模拟系统”一同展出。展览期间，天文专家和航海史专家围绕牵星技术展开研讨，一致认为张贵的《牵星日志》是研究明代天文导航的珍贵文献，填补了《郑和航海图》在技术细节上的空白。
一位来自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的教授说：“张贵的牵星技术，本质上是通过天文观测确定纬度，与现代航天器的天文导航原理相通。六百年前，中国领航员就能用如此简陋的工具实现精准导航，体现了极高的科学素养和专业精神，值得我们学习和传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