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探七号”再次锚定马尔代夫马累岛海域——《郑和航海图》中“官屿溜用庚酉针一百五十更抵木骨都束”的关键节点。程远站在甲板上，望着水下机器人传回的实时画面，屏幕里一抹乌木色在珊瑚礁缝隙中若隐若现，与资料中“牵星板以乌木为之”的记载瞬间重叠。
“这里是郑和船队横渡印度洋的天文导航枢纽，”程远握紧手中的《郑和航海图》复刻本，指尖划过“官屿溜北辰星七指”的注记，“根据刘南威先生的研究，明代牵星术‘一指’约合1.9°，‘七指’就是13.3°，对应马累岛4°N的纬度，我们要找的就是验证这套技术的实物。”
水下机器人小心翼翼地清理珊瑚礁，一套完整的牵星板逐渐显露：12块乌木板从一寸到一尺二寸依次排列，旁边还散落着一块刻有“半指”“一角”字样的象牙板。郑海峰操控机械臂将乌木板逐一打捞上船，每块板的边缘都有细密的刻度，最大的十二指板长约24厘米，与《戒庵老人漫笔》中“大者长七寸余”的记载完全吻合。
“碳十四检测显示，这套牵星板的年代是1412±3年，正好是永乐十年，”郑海峰用游标卡尺测量最小的一指板，“厚度2毫米，宽度5厘米，与文献记载的‘自小渐大，标为一指至十二指’完全一致。更关键的是，板面上残留着海水侵蚀的痕迹，证明它确实在远洋航行中使用过。”
方美怿则在牵星板旁发现了一本用防水油布包裹的《牵星手记》，泛黄的纸页上用墨笔记录着：“永乐十年，官屿溜，夜观北辰星，用七指板，绳长三尺，板下沿齐海面，上沿合北辰，正合‘七指’之数。”手记旁还画着简易的观测示意图，标注着“绳长”“眼距”等关键数据，与资料中“手持牵星板，引绳固定板距”的观测方法完美印证。
程远带领团队在马累岛北岸复刻明代观测场景——队员伸直手臂，手持七指乌木板，以三尺长绳固定眼距，当板的下沿与海平面重合时，上沿恰好与北极星（勾陈一）对齐。用现代天文仪器测量，此时北极星的仰角为13.2°，与“七指x1.9°=13.3°”的计算结果误差仅0.1°。“这证明明代牵星术的精度有多惊人，”程远看着测量数据，“郑和船队正是靠这套工具，在没有经纬度的年代，精准横渡了印度洋。”
“海探七号”抵达斯里兰卡科伦坡港，根据《郑和航海图》“锡兰山回苏门答刺过洋牵星图”的指引，考古队在古灯塔遗址附近发现了一块明代石碑。石碑正面刻着“永乐十二年，郑和舟师过此，牵华盖星八指，北辰星一指”，背面则刻着星座图案，正是资料中提及的“多星并用”导航的实物证据。
“《郑和航海图》的过洋牵星图里，锡兰山段同时标注了华盖、北辰、灯笼骨星的指数，这块石碑就是最好的印证，”程远指着碑上的星座图案，“华盖星是小熊座β和γ，北辰星是勾陈一，两者并用能相互校正，避免单一星辰被云层遮挡的问题。”
林珊对石碑上的文字进行解读，发现除了牵星数据，还刻着“绳长三尺，眼距固定，板合星象”的观测方法，与马尔代夫发现的《牵星手记》记载一致。“这说明郑和船队的牵星术有统一的操作规范，”林珊展开《锡兰山回苏门答刺过洋牵星图》复制品，“图中‘华盖八指、北辰一指’的注记，与石碑完全吻合，证明海图的牵星数据不是理论推测，而是实地观测的结果。”
欧阳宗明在石碑旁的沙层中，发现了一枚铜制的“星位标记”，上面刻着华盖星、北辰星的简化符号，还有“八指”“一指”的刻度。“这应该是观测时用来辅助记忆的工具，”欧阳宗明用光谱仪检测，“铜器成分与南京龙江船厂出土的明代铜件一致，证明是船队携带的官方物品。”
考古队邀请天文专家对石碑记载的牵星数据进行验算——锡兰山（科伦坡）的纬度约6.9°N，华盖星（小熊座β）的仰角约14.2°（8指x1.9°=15.2°，误差1°源于星体自行），北辰星（勾陈一）的仰角约8.8°（1指x1.9°=1.9°，误差源于明代以天枢为北极星的习惯）。“这种误差在古代完全可接受，”天文专家解释道，“多星并用的核心是相互印证，即使单一星辰有误差，也能通过其他星辰修正，这正是郑和导航技术的高明之处。”
“海探七号”抵达索马里摩加迪沙（明代木骨都束），根据《郑和航海图》“木骨都束北辰星二指一角”的注记，考古队在古码头遗址的东侧，发现了一处圆形的石砌观测坑——坑底刻有南十字座的图案，正是资料中“灯笼骨星”（南十字座a、β、γ、δ）的观测遗迹。
“北半球的北辰星在南半球无法观测，郑和船队必须依赖南十字座导航，”程远蹲在观测坑旁，指着坑底的星座刻痕，“《郑和航海图》中‘灯笼骨星八指半’的记载，对应的就是南十字座a的仰角，这里的观测坑就是当年船员观测南天星辰的‘天文台’。”
郑海峰的团队对观测坑进行测绘，发现坑的直径约2米，深度0.5米，坑壁上刻有12道均匀分布的刻度，对应“一指”至“十二指”的牵星单位。“船员站在坑中心，通过坑壁的刻度比对南十字星的高度，”郑海峰用3d建模还原观测场景，“当南十字座a与第八道刻度对齐时，就是‘八指’，与海图记载的木骨都束段牵星数据完全吻合。”
方美怿在观测坑的石缝中，发现了一块刻有“灯笼骨星八指半”的陶片，陶片上还残留着炭黑痕迹，推测是船员用炭笔记录数据时留下的。“这块陶片的年代是1415±3年，正好是郑和第四次下西洋期间，”方美怿说，“它证明观测坑不是后世建造的，而是郑和船队使用过的导航设施。”
在观测坑附近的墓葬中，考古队发现了一具明代水手的骸骨，骸骨的头骨朝向南方，手中握着一块刻有南十字星图案的木牌。法医检测显示，骸骨年龄约32岁，骨骼上有长期海上生活的劳损痕迹，牙齿中残留着东非特有的高粱成分。“这位水手可能是船队的‘星官’，负责观测南天星辰，”程远感慨道，“他的骸骨朝向南方，握着星图木牌，证明他直到生命最后一刻，都在坚守导航的职责。”
“海探七号”在伊朗霍尔木兹海峡（明代忽鲁谟斯）的沉船遗址中，发现了一本保存完好的《牵星日志》——日志用中文和阿拉伯文双语书写，详细记录了郑和船队从古里到忽鲁谟斯的牵星观测数据，是资料中“过洋牵星图”的文字补证。
“日志开篇就写‘古里开洋，牵北辰星四指，灯笼骨星十一指半’，与《郑和航海图》‘古里往忽鲁谟斯过洋牵星图’的注记完全一致，”程远翻阅日志，“更珍贵的是，它记录了每天的观测时间、天气状况，甚至云层对观测的影响，是研究牵星术实践应用的第一手资料。”
林珊重点解读日志中“多星校正”的记载：“永乐十三年正月十五，阴，北辰星不可见，改牵织女星七指，西北布司星八指，比对针路，航向无误。”“这正是资料中‘以防星辰被遮，备用星辰参考’的实践案例，”林珊说，“织女星（天琴座a）、西北布司星（双子座a）都是海图标注的备用星辰，日志证明船队确实在实战中使用过这套备用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