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探七号”抵达斯里兰卡西南海岸的科伦坡港——《郑和航海图》中的“锡兰山”，也是郑和西洋航线中连接印度半岛与东非的关键中转港。程远站在科伦坡的古灯塔遗址前，手里捧着《郑和航海图》，图上“锡兰山港用庚酉针二十更抵古里”的针路注记，与遗址出土的明代文物相互印证，勾勒出600年前的航海图景。
“《郑和航海图》对锡兰山的地理认知，比前代文献有显着突破，”程远指着海图上的标注，“元代汪大渊在《岛夷志略》中仅记载锡兰山‘产红宝石、蓝宝石’，对港口和航线的描述极为简略；而《郑和航海图》不仅标注了‘锡兰山港’‘宝石山’‘淡水河’三个关键地点，还详细注记‘锡兰山港内水深五丈，可容百船’‘宝石山在港东十里，山中有矿洞’，甚至标注了‘灯塔山’的位置，可见航海者对当地地理的了解已非常深入。”
林珊的团队在古灯塔遗址展开发掘，发现了一座明代砖石结构的灯塔基座。基座呈八角形，边长1.5米，中心残留着木质灯柱的痕迹，基座外侧刻着“永乐十二年，郑和督造”的字样。“灯塔的建筑风格与南京龙江船厂的明代官式建筑一致，”林珊测量着基座尺寸，“根据残存的构件推测，灯塔原高约10米，顶部装有油灯，夜间可指引船只入港，这与《郑和航海图》中‘锡兰山有灯塔，夜见灯光可入港’的注记完全吻合。”
欧阳宗明则在科伦坡古港的贸易市场遗址中，有了更惊人的发现：一枚明代“永乐通宝”铜钱与一块波斯银币并排埋在泥沙中，铜钱边缘有明显的流通痕迹，银币上刻着波斯萨法维王朝的印记。“‘永乐通宝’是郑和船队携带的货币，波斯银币则是阿拉伯商人的常用货币，”欧阳宗明分析道，“两者出土位置相近，证明锡兰山港是东西方贸易的枢纽，船队在此与阿拉伯商人交换商品，这也解释了《郑和航海图》为何将锡兰山列为重要中转港——它不仅是航线节点，更是贸易中心。”
方美怿还在市场遗址的窖穴中，发现了一批明代瓷器和香料。瓷器包括青花瓷碗、青瓷盘，部分瓷碗上绘着斯里兰卡佛教图案，显然是为当地市场定制；香料则有胡椒、檀香、龙涎香，经检测，胡椒来自斯里兰卡南部的马塔拉地区，与《郑和航海图》中“锡兰山南部产胡椒”的注记相符。“这些文物证明，郑和船队的贸易并非单向输出，而是根据当地需求调整商品，”方美怿说，“这种‘定制化’贸易，体现了《郑和航海图》背后对不同地区地理、文化、经济的深入认知。”
斯里兰卡中央文化基金会的考古学家阿肖克，带着一本祖传的《锡兰山航海日志》来到考古队。日志用僧伽罗文和中文混合书写，封面已泛黄，但字迹清晰，记载了明代永乐年间，他的祖先——一位名叫维克拉玛的斯里兰卡向导，协助郑和船队绘制锡兰山段海图的经历：“永乐十二年，郑太监至锡兰山，命吾指引港口水道，标注暗礁位置。吾告以‘港西三里有浅滩，潮落时可见’，太监大喜，命人绘图记录，赐吾瓷器十件。”
阿肖克翻到日志的中间页，指着一幅手绘的锡兰山港地图：“你看，这幅图上的‘灯塔山’‘淡水河’位置，与《郑和航海图》完全一致，只是画法更简略。我的家族世代相传，这幅图是郑和船队的画师根据吾祖的指引绘制的。”程远接过日志，仔细对比地图细节，感慨道：“这就是《郑和航海图》的魅力——它不是一人一时的创作，而是中外航海者共同智慧的结晶。你的祖先和郑和船队的合作，正是古代海洋文明互鉴的生动体现。”
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举办“古海图异同——从宋代到明代的航海智慧”特展。展厅内，宋代残卷、《郑和航海图》明代善本、清代《西南洋各番针路方向图》并置展出，通过全息投影技术，将三张海图的航线、标注、绘法逐一对比，直观呈现中国古海图的传承与演变。程远站在展台前，向参观者详细解读三者的异同。
“首先看相同点，核心在于‘传承性’，”程远指着全息投影中重叠的航线，“第一，针路标注体系一致。宋代残卷的‘丁未针三十更抵三佛齐’，与《郑和航海图》的‘庚酉针一百五十更抵木骨都束’，均采用‘针位+更数’的格式，其中‘针位’对应罗盘二十四向，‘更数’表示航程，这种标注方式被后世海图一直沿用。第二，地物绘法一脉相承。两者均采用写景式画法，如宋代残卷的‘笔架山’画成三角轮廓，《郑和航海图》的‘大横琴岛’绘成对景图，都追求‘所见即所画’，方便船员对照实景定位。第三，地名分类标准相同。宋代残卷将地名分为‘山名’‘港名’‘水道名’三类，《郑和航海图》在此基础上细化为‘山名、水域名、港湾名、航道名、岛屿名、礁石名’等六类，分类逻辑完全一致。”
“再看不同点，这些差异体现了‘发展性’，”程远切换投影画面，展示三张海图的细节对比，“第一，内容丰富度的突破。宋代残卷仅标注30个地名，覆盖范围限于南海至东南亚；《郑和航海图》标注了约500个地名，其中外域地名300个，覆盖南海、印度洋、阿拉伯海、红海至东非海岸，地理范围扩大了十倍以上。同时，《郑和航海图》还新增了水深注记（如‘此处水深三丈’）、牵星数据（如‘北极星七指’）、航行注意事项（如‘避沙塘浅’），这些信息在宋代海图中完全缺失，大幅提升了海图的实用性。”
“第二，导航技术的整合，”程远指着《郑和航海图》中的牵星注记，“宋代海图仅依赖罗盘和陆标导航，而《郑和航海图》将‘针路’‘牵星术’‘陆标对景’三种导航技术结合。比如‘官屿溜至木骨都束’段，既标注‘庚酉针一百五十更’的针路，又注记‘夜观北极星七指’的牵星数据，还绘制了‘木骨都束山’的对景图，三种技术相互印证，确保航行精准。这种“多技术整合”的导航模式，是宋代海图无法企及的——宋代船员在阴雨天仅能依赖罗盘，夜航则靠星象推测，容错率远低于明代。”
“第三，方位表示的灵活性，”程远展开宋代残卷的方位示意图，“宋代海图采用固定的‘上北下南’方位，无论航线如何转向，地图方位始终不变，船员需频繁换算视角，极易出错；而《郑和航海图》根据航线走向动态调整方位：‘宝船厂至长江口’段为‘上南下北’，与船员顺江而下的视角一致；‘长江口至马六甲海峡’段改为‘上北下南’，适配远洋航行的全局视角；‘孟加拉湾至东非’段又调整为‘上东下西’，方便观察印度洋季风方向。这种‘以航线为中心’的方位设计，完全服务于航海实用需求，是对宋代固定方位模式的颠覆性突破。”
“第四，地理认知的深度，”程远引用《诸蕃志》与《郑和航海图》的记载对比，“宋代赵汝适在《诸蕃志》中，对东非的描述仅为‘层拔国在西南海上，产象牙、生金’，模糊不清；而《郑和航海图》不仅标注了东非的‘木骨都束’‘不剌哇’‘竹步’三个港口，还详细注记‘木骨都束港有淡水河，可补给水’‘不剌哇产龙涎香，交易用瓷器’，甚至绘制了东非海岸的礁石分布——这种对远海地区‘港口-资源-地形’的系统性认知，是宋代航海者从未达到的高度。”
特展现场，一位从事现代航海工作的观众提问：“《郑和航海图》没有精确的经纬度和数学基础，为何能支撑远洋航行？”程远笑着走到互动屏幕前，调出《郑和航海图》“古里至忽鲁谟斯”段的针路：“它靠的是‘实践经验的量化记录’。你看，‘古里用辛戌针二十更抵忽鲁谟斯’，这里的‘辛戌针’（285°）是无数次航行验证的最优航向，‘二十更’（约1200里）是精确测算的航程；再结合‘夜观北极星六指’的牵星数据，三者形成‘方位-距离-天体高度’的三角验证体系，虽无经纬度，却比宋代的‘估算航行’精准得多。这就像老水手的‘手感’，虽无理论公式，却源于千次航行的经验沉淀。”
另一位中学生观众好奇地问：“为什么《郑和航海图》的海陆比例不一样？比如中国海岸画得很大，东非却很小。”程远指着海图中的中国海岸段解释：“这是‘实用优先’的绘制原则。宋代海图也有类似特点，但《郑和航海图》更极端——船员对中国海岸熟悉，需详细标注港口、暗礁，所以比例放大；东非海岸相对陌生，只需标注关键港口和航线，比例自然缩小。这种‘详近略远’的画法，看似不符合现代地图规范，却能让船员快速找到关键信息，是古代航海图的智慧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