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夏，“海探七号”穿越马六甲海峡，停靠在马来西亚马六甲市的古港遗址旁。程远站在码头的石阶上，手里捧着一本元代的《南海志》，书中记载的“马六甲为西洋要冲，舟楫往来必泊于此”，与《郑和航海图》中“过龙牙门，抵满剌加（马六甲），用乾戍针”的针路记载形成完美呼应——根据钮仲勋先生的研究，这里不仅是宋元时期南海航线的中转枢纽，更是郑和船队“分腙”前往东非、阿拉伯半岛的关键节点。
“早在宋代，马六甲就已是‘蕃商聚集’的贸易港，”林珊展开一张宋元时期的马六甲港手绘地图，图上标注的“码头”“货栈”“清真寺”等建筑遗迹，与现在的考古发掘区域高度重合，“周去非在《岭外代答》里写‘满剌加国，自泉州舟行四十余日可到’，这里的‘四十余日’，按宋代‘每日行一更’的航速计算，刚好与《郑和航海图》里‘泉州—马六甲’段的‘四十更’针路一致。我们这次来，就是要找宋元时期的针路碑，看看它如何为郑和船队的‘分腙’航线提供地理参考。”
郑海峰的考古队在古港遗址的货栈区，发现了一块半埋在土里的青石碑。石碑表面布满苔藓，边缘有明显的磨损痕迹，但经过清理，几行模糊的文字渐渐显露——“至元二十九年，泉州商船过此，用丁未针十更抵苏门答腊”，旁边还刻着一个简易的罗盘图案，指针指向“丁未”方向（202.5度）。
“是宋元针路碑！”郑海峰激动地大喊，“碳十四检测显示，石碑的年代是1292±5年，属于元代至元年间，比郑和下西洋早了一百多年！这上面记载的‘丁未针十更抵苏门答腊’，与《郑和航海图》里‘马六甲—苏门答腊’段的针路完全一致，证明郑和船队的航线是对宋元航线的直接继承！”
欧阳宗明和方美怿在碑旁的泥沙里，发现了大量的宋元时期陶瓷残片，其中一片青瓷碗底刻着“泉州窑”三个字，另一片白瓷盘上则有阿拉伯文的“吉祥”字样。“这些陶瓷残片证明，宋元时期的泉州商船常在此停靠，与阿拉伯商人进行贸易，”方美怿用光谱仪检测瓷片，“青瓷的胎土成分与泉州宋代官窑完全一致，白瓷则带有波斯陶瓷的工艺特征，是东西方文化交流的实物证据。”
在清理针路碑时，当地一位名叫阿卜杜勒的老人带着一本祖传的《航海手记》来到考古队。手记是用阿拉伯文和中文混合书写的，记载了他的祖先——一位元代阿拉伯商人，从波斯湾出发，经马六甲前往泉州的航海经历，其中提到“过满剌加，见石碑刻针路，循之而行，无迷航之虞”。
“这本手记太珍贵了！”程远小心翼翼地翻阅着手记，“里面记载的‘循石碑针路而行’，证明宋元时期的针路碑不仅为中国商船服务，还为阿拉伯商船提供导航，是当时国际航海的‘公共航标’。而郑和船队来到马六甲后，正是在这样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了‘分腙’航线，让马六甲成为连接亚非的航海枢纽。”
阿卜杜勒看着针路碑，眼里满是感慨：“我的祖先曾说，马六甲是‘不同肤色人的家’，现在看到这块石碑，我终于明白，早在几百年前，这里就已经是多元文化交流的中心了。”
离开马六甲，考古队前往印度尼西亚爪哇的三宝垄港——根据《新唐书·地理志》记载，这里是唐代“广州通海夷道”的重要贸易港，也是郑和船队“抵诃陵（爪哇），用辛西针”的停靠点。程远站在三宝垄的古沉船遗址旁，手里捧着一件唐代的青瓷碗，碗底的“广州窑”款识清晰可见，与《星槎胜览》中“郑和船队抵爪哇，以瓷器易香料”的记载相互印证。
“唐代的爪哇，已是南海贸易的‘香料集散地’，”林珊指着遗址旁的香料作坊遗迹，“贾耽在‘广州通海夷道’里写‘自佛逝（苏门答腊）东水行四、五日，至诃陵国（爪哇），南中洲之最大者’，这里的‘诃陵国’就是现在的爪哇。唐代商船常在此用瓷器、丝绸交换胡椒、檀香等香料，而郑和船队的‘瓷器贸易’，正是对这种传统贸易模式的继承和发展。”
郑海峰的声呐设备在三宝垄港外的深海区，发现了一艘唐代沉船的残骸。沉船的船体虽已腐朽，但货舱里的瓷器依然保存完好——大量的青瓷碗、白瓷盘整齐地堆放在一起，部分瓷器上还残留着香料的痕迹。
“这些瓷器是唐代广州官窑的产品，”方美怿拿起一件青瓷碗，仔细观察它的釉色，“釉色均匀，胎质细腻，和我们在苏门答腊唐代沉船里发现的瓷器完全一致。瓷器上残留的胡椒、檀香成分，证明这艘沉船是在进行‘瓷器—香料’贸易时沉没的，这与郑和船队‘以瓷易货’的贸易方式完全相同。”
欧阳宗明在沉船的船长室里，发现了一本用竹简写的《航海日志》。日志虽已部分腐朽，但仍能辨认出“贞元十三年，从广州出发，载瓷千件，往诃陵易香料，遇风暴沉于此”的字样。“这是唐代船员的贸易记录！”他激动地说，“里面提到的‘载瓷千件，往诃陵易香料’，与《瀛涯胜览》中‘郑和船队抵爪哇，以瓷器百件易胡椒百斤’的记载，在贸易规模和模式上高度相似，证明郑和的贸易航线是对唐代航线的延续。”
在清理沉船时，考古队发现了一具唐代船员的骸骨，骸骨被卡在货舱的瓷器堆中，手里还紧紧攥着一把青铜刀。经过法医检测，骸骨的年龄约35岁，骨骼上有明显的骨折痕迹，推测是在风暴中被瓷器砸伤，最终不幸遇难。
“他应该是这艘沉船的船长，”程远看着骸骨，感慨地说，“在风暴中，他没有放弃货物，而是试图保护这些瓷器，可惜最终没能逃过一劫。他的故事，让我们看到了古代航海者的坚韧与担当，也让我们更加理解，郑和船队的船员们为何能在惊涛骇浪中开辟出非洲针路——他们继承的，不仅是航线，更是先辈们的航海精神。”
当地政府为这位无名船员修建了一座纪念碑，碑上刻着“唐代航海者之墓”，程远亲自为纪念碑题词：“跨越千年的航海魂，连接古今的贸易情。”
考古队抵达印度南部的奎隆港——根据《岛夷志略》记载，这里是元代“小葛兰国”的都城，也是汪大渊“抵小葛兰，用庚酉针抵东非”的起航点，更是郑和船队“从奎隆，经马累岛，抵摩加迪沙”的重要中转站。程远站在奎隆的古灯塔遗址前，手里捧着一块元代的牵星板，板面上刻着“一尺二寸”的刻度，与郑和船队使用的牵星板形制完全相同。
“早在元代，汪大渊就已用‘牵星术’导航前往东非，”林珊指着《岛夷志略》中“夜观北极星，定方位，用庚酉针行二十一日抵层拔国”的记载，“这里的‘夜观北极星’，就是‘牵星术’的核心——通过测量北极星与海面的角度来确定纬度。而郑和船队在非洲针路中‘用牵星板量北极星高度，定针路方向’，正是对这种技术的继承和完善。”
欧阳宗明和方美怿在古灯塔旁的沙丘下，发现了一座元代水手的古墓。墓中出土了一套完整的牵星板（共12块，从一寸到一尺二寸不等）、一枚罗盘和一本《牵星口诀》抄本。《牵星口诀》里记载的“北极星七指，抵马累岛；北极星五指，抵摩加迪沙”，与《郑和航海图》中的“牵星数据”完全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