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夕的年饭，是“汉苗混做”——桌上既有苗家的“酸汤鱼”（用昌鱼做的，酸汤是用米汤发酵的，辣）、“糯米饭”（蒸得黏黏的，拌着腊肉丁），又有汉人的“饺子”（是母亲跟着遵义府来的汉人学的，韭菜猪肉馅，包得歪歪扭扭）、“炒青菜”（汉人送的菜籽种的）。父亲杨应龙坐在上首，喝着米酒，说：“阿蛮，年后你去管寨里的田——别总想着读书，咱们苗家的根在山上、在田里，丢了根，就活不下去了。”杨阿蛮的目光扫过火塘边那把作为年礼送出的、未开刃的苗刀。刀是权力的象征，如今却只能作为摆设。他忽然觉得，汉人的书，或许就是另一把能为他、为苗寨开刃的刀。”
杨阿蛮点点头，夹了个饺子——没煮熟，皮还是白的，他却不敢吐，咽了下去，说：“爹，我知道了，年后我去管田。”
下午，苗寨的“祭山神”开始了——全寨的人都去山脚下的“神树”边，神树上挂着红布、铜铃。由父亲杨应龙主持，手里拿着米酒，用苗语唱祝词：“山神爷爷，年来到，保佑苗寨不遭灾，牛羊长得肥，庄稼收得多。”唱完，全寨的人对着神树磕头，杨阿蛮也磕——他小时候觉得山神很灵，现在读了汉人的书，知道山神可能是假的，可他还是磕得很认真：他想保佑苗寨平安，也想保佑自己能有机会出去读书。
祭完山神，寨里的年轻人开始“跳花竿”——几个人拿着竹子做的花竿，在空地上跳，边跳边唱苗语的山歌：“正月里来正月正，苗家姑娘爱唱歌……”杨阿蛮也想跳，却被父亲喊住：“你是土司的儿子，得稳重，别跟他们疯。”他只好站在旁边看，看着寨里的姑娘们笑，看着小伙子们跳，心里有点酸——他羡慕他们能自在，不用像他一样，处处小心。
守岁时，家里的火塘烧得旺，母亲在火塘边烤腊肉，父亲在看汉人的“塘报”（是从遵义府拿来的，说陕西有流民闹事）。杨阿蛮坐在火塘边，手里拿着本汉人的《论语》，小声读：“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父亲听见了，说：“别读了——汉人的心眼多，读多了他们的书，会忘本。”杨阿蛮合上书，说：“爹，我不会忘本——我读汉人的书，是想知道他们为啥能打赢平播之战，想让苗寨过得好。”父亲愣了愣，没说话，只给了他一碗米酒：“喝了吧，暖身子——年后管田，别让我失望。”
子时的时候，寨里的铜铃响了——是长老在敲，说“过年了”。杨阿蛮站起来，走到门口，看着寨里的灯火——苗寨的灯是用松脂做的，昏黄，却温暖。他想起汉人书里写的“爆竹声中一岁除”，虽然寨里没有爆竹，只有铜铃声，可他觉得这也是过年：有家人，有苗寨，有他想守护的东西。他摸了摸怀里的《论语》，心里悄悄说：明年，说不定就能去贵阳府读书了。“这个念头像火塘里蹦出的一颗火星，在他心里烫了一下，旋即被他小心翼翼地踩灭，只留下一缕青烟般的希望。
千里一线：一根红头绳牵住的团圆
山东兖州府到河南归德府的官道上，腊月三十这天，还走着个挑担子的货郎——张货郎，四十岁，山东兖州人，常年挑着担子走街串巷，卖针头线脑、小瓷碗、红头绳，过年也回不了家，只能在沿途的小镇上“凑个年”。他的年，全在那副“吱呀响的挑子”里：挑子里有给女儿的红头绳，有给老婆的木梳，也有他自己的糙米饭、酱菜，透着漂泊的苦，却也有对家的盼头。
张货郎的挑子不轻，一头是个木箱子，装着顶针、针线、小剪刀（都是从兖州府批发的，便宜）；另一头是个竹筐，装着小瓷碗、木梳、红头绳（瓷碗是景德镇的残次品，便宜；木梳是桃木的，不裂）。腊月三十早上，他走到河南夏邑县的“李家庄”——是个小村子，只有几十户人家，村口有个小客栈，他往年过年都在这儿落脚。客栈老板姓李，是个老实人，见他来，赶紧喊：“张货郎，可算来了——我给你留了间房，灶上还温着粥。”
张货郎放下挑子，揉了揉肩膀——挑了一天，肩膀又酸又肿，他从怀里摸出块“膏药”（是老婆给的，治肩膀疼），贴在肩上，说：“李老板，麻烦你了——今年走得晚，路上雪大，差点赶不上。”李老板递给他一碗热粥，说：“快喝，暖身子——你老婆昨天托人捎了话，说你女儿想你了，让你早点回。”张货郎喝着粥，心里暖乎乎的——他去年腊月丢了挑子（被土匪抢了），没挣到钱，没回家过年，今年攒了点钱，想年后回兖州，给女儿买个银镯子，给老婆扯块新布。
上午，张货郎没出去卖货——过年没人买针线，他就在客栈的院子里整理挑子，他拿起那根最红的头绳，在满是裂口和老茧的指间摩挲，仿佛这样就能触到女儿细软的发丝，让触感联通父女亲情。他把红头绳理整齐（有红的、粉的，女儿最爱红的），把木梳擦干净（挑了把最好的，给老婆，梳齿密，不挂头发），把小瓷碗摆好（留了两个没残的，给儿子当饭碗）。整理完，他从怀里摸出个“小布包”，里面是二十两银子——是他今年攒的，用布包了三层，藏在贴身的地方。他摸了摸银子，笑了：够给女儿买银镯子，够给老婆扯布，还够给家里买两石糙米，明年不用再出来这么早了。
中午的年饭，是李老板给的——一碗糙米饭、一盘炒青菜、一碗“白菜豆腐汤”，还有两个“菜包子”（是李老板的老婆做的，韭菜鸡蛋馅）。张货郎舍不得吃，把一个菜包子揣在怀里，说：“李老板，我留一个，下午饿了吃——谢谢你，今年又让你破费了。”李老板摆摆手：“客气啥——你每年给我家娃带红头绳，这点饭算啥。”正说着，村里的王阿婆来了，手里拿着个“布老虎”（是她自己缝的，给孙子的），说：“张货郎，过年好——我家孙子说想你了，让我给你送个布老虎，你拿着玩。”张货郎接过布老虎，心里酸溜溜的——想起自己的女儿，去年他没回家，女儿哭着要爹，老婆写信说“女儿天天抱着你给她的红头绳睡”。
下午，张货郎想去村里转转——不是卖货，是想看看村里的年景。村里的人都在贴春联，有写的，有买的，红彤彤的，很热闹。他走到村口的老槐树下，见几个孩子在玩“踢毽子”（毽子是用鸡毛做的），他从挑子里拿出根红头绳，递给个小女孩：“给你，扎头发——过年了，要漂漂亮亮的。”小女孩接过红头绳，笑着说：“谢谢货郎叔叔！”张货郎看着她笑，想起自己的女儿，也笑了——要是女儿在，肯定也会这样笑。
傍晚，李老板的老婆喊他吃年饭——比中午丰盛，有一碗“炖鸡肉”（是李老板家自己养的鸡，杀了过年）、一盘“腌腊肉”（李老板去年腌的，咸香）、一碗“年糕汤”（放了糖，甜）。张货郎不敢多吃，只夹了几口鸡肉，说：“李老板，太多了，我吃不了——你们留着，明天吃。”李老板说：“别客气，过年就得吃好点——你一个人在外，不容易。”张货郎喝着年糕汤，忽然想起去年过年——他在破庙里过的，只吃了个干硬的菜团子，今年有热饭、有肉，比去年强多了。
守岁时，张货郎在客栈的房间里，点了盏油灯（李老板给的，油不多，光很暗）。他从怀里摸出老婆写的信，读了一遍又一遍——信上写：“女儿天天问‘爹啥时候回’，儿子学会了写‘爹’字，家里的田收了两石糙米，够吃到来年秋收，你在外别太累，注意身子。”他读着信，眼圈红了——他出来快一年了，没见过女儿、儿子，不知道女儿是不是长个子了，儿子是不是又胖了。
他从挑子里拿出那把木梳，擦了擦，又拿出根红头绳，缠在手指上——想给女儿扎头发，想给老婆梳头发。他又摸出那二十两银子，放在桌上，数了一遍：够了，都够了。子时的时候，村里放起了鞭炮——是村里的地主家放的，很响。张货郎站起来，走到门口，对着兖州的方向，作了三个揖，说：“老婆，女儿，儿子，过年好——爹（丈夫）年后就回，给你们带银镯子、新布、红头绳。”
风从门口吹进来，带着雪粒子，却吹不散他的声音——他知道，家里人肯定能听见。挑子在墙角“吱呀”响了一声，像在应和他——那是生活重压下的呻吟，也是归家路上最动听的歌谣。这漂泊的年。虽然苦，却有盼头：只要挑子还在，腿还能动，就能回家，就能给家人一个暖和的年。
“在这一夜，帝国的山河之下，有三种火在寂静地燃烧：昌江边的窑火，映照着父子传承的侧影；苗寨的塘火，摇曳着文明交融的微光；火郎心头的家火，照亮了千里归途。它们如此微弱，却又如此坚韧，共同构成了这个古老文明，于无声处，生生不息的秘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