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海中老伴抱着丈夫的骨灰盒，在出租屋的寒气里咽下最后一口气。刘光福翻箱倒柜找出半包受潮的饼干，刘光天则死死攥着母亲棉袄内衬里缝着的八十三块六毛钱，兄弟俩为这件破棉袄的归属在冰冷的屋子里扭打起来。
刘海中的死，像抽走了老伴脊梁骨里最后一根脆弱的支柱。这个沉默寡言、操劳了一辈子、始终活在丈夫威严阴影下的老妇人，在接过儿子刘光天递来的、那个粗糙冰凉的三合板骨灰盒时，整个人就如同被秋风吹透的枯叶，肉眼可见地萎靡下去。
她不再念叨，不再偷偷抹泪，只是整日抱着那骨灰盒，蜷缩在通州那间比冰窖强不了多少的出租屋角落，眼神空洞地望着结了霜花的窗户。儿子们来得更少了，似乎父亲的离世也斩断了他们最后一点象征性的责任。偶尔刘光福输光了钱，会回来翻找有没有能吃的东西；刘光天则只在确定弟弟不在时，才过来转一圈，眼神飘忽，不知在琢磨什么。
一九九二年的冬天来得又早又猛。出租屋里没有像样的取暖设备，只有一个小的、呛人的煤球炉子，煤球还得省着用。寒风从门窗的缝隙里飕飕地往里钻，墙上挂满了霜。老太太身上的棉袄还是很多年前的，棉花早就滚了包，又硬又薄，根本不抵寒。
就在刘海中断气后不到三个月，一个北风呼啸的夜晚，老太太抱着冰冷的骨灰盒，在饥寒交迫中，悄无声息地停止了呼吸。她走得和她丈夫一样，无人知晓，无人陪伴。
第二天上午，刘光福因为无处可去，缩着脖子回到出租屋，打算在这儿凑合一天。一推门，一股比往常更刺骨的寒意和死寂扑面而来。他叫了两声“妈”，没人应。走到角落，才发现老太太已经僵了，身体蜷缩着，怀里还死死抱着那个骨灰盒，脸上定格着一种痛苦的扭曲。
刘光福愣了一下，随即嘴里不干不净地骂了句街，也不知是在骂这鬼天气，还是骂这接二连三的“麻烦”。他没有先去管母亲的遗体，而是习惯性地开始翻箱倒柜，寻找任何可能值钱或者能吃的东西。最后，只在橱柜角落摸出半包不知放了多久、已经受潮发软的饼干。他嫌弃地皱了皱眉，但还是揣进了兜里。
就在这时，刘光天也来了。他进门看到这番景象，脸色变了几变，目光迅速扫过屋子，最后落在了老太太身上那件旧的藏蓝色棉袄上。他记得清楚，拆迁后那点钱，大部分被刘光福糟蹋了，但母亲当时还是偷偷藏起了一点体己钱，他曾隐约看见她哆嗦着手往这件棉袄的内衬里缝东西。
刘光天几步上前，伸手就去扒拉母亲身上的棉袄。
“你干什么！”刘光福见状，立刻冲过来阻拦。
“人都死了，这破衣服还穿着干嘛！”刘光天用力扯着。
“放手！这是妈的东西！”刘光福虽然混账，但潜意识里觉得这行为太过分，也可能是单纯不想让哥哥得逞。
兄弟俩在母亲尚未僵硬的遗体旁，为了那件破旧的棉袄，撕扯扭打起来。刘光天仗着平时干点体力活，力气大些，一把将刘光福推开，刺啦一声，硬是将棉袄从母亲身上扯了下来。他迫不及待地伸手在内衬里摸索，果然摸到一个缝死的小布包。他用力撕开线脚，里面是一小卷脏兮兮的纸币和毛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