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的深秋，中关村的风带着前所未有的寒意，卷着枯叶拍打在建军精密仪器厂的铁皮厂房上。林建军站在半导体研发部的窗前，看着货车把最后一批进口光刻胶运出仓库——那是合作的外资企业撤离前，按合同交付的最后一批原材料，之后，这条线就断了。
“爸，英特尔的工程师刚发来电报，说终止所有技术合作，连之前答应转让的封装设备图纸都要收回。”林卫国拿着电报走进来，手指因用力而发白，电报纸上的“不可抗力”四个字像冰锥，刺得人眼睛生疼。
车间里一片沉寂，刚调试好的引线键合机还没来得及投产，就面临“无米下锅”的窘境。小马蹲在地上，手里捏着块没封装的芯片，喃喃道：“这可咋办？咱们的16位处理器刚通过测试，就差封装量产了……”
苏岚从财务室匆匆赶来，账本抱在怀里，脸色凝重：“外资撤资带走了30万预付款，这个月的工资都快发不出来了。银行那边说‘国际形势不稳’，不肯续贷，研发部的设备款还欠着15万……”
林建军没说话，走到显微镜前，看着载物台上的国产硅片。经过两年攻关，他们的硅材料纯度已经稳定在99.9999%，芯片设计也突破了16位瓶颈，可卡在最后一步——封装用的光刻胶和键合丝，几乎全靠进口。外资一撤，等于被人掐住了脖子。
“要不……先停了半导体项目？”郑师傅犹豫着开口，手里的扳手转得飞快，“量具车间现在订单稳定，能撑住厂子。等形势好转了再说？”
这话一出，不少人都点头。1989年的国际环境突变，外资撤离、技术封锁成了常态，中关村不少科技企业都选择收缩战线，保住基本盘。继续往里砸钱搞半导体，确实像往无底洞里扔钱。
林建军却摇了摇头，目光扫过墙上的“半导体自主化时间表”，那是林卫国归国时写的，上面用红笔标着“1990年实现封装国产化”。“停不得。”他声音不高，却带着不容置疑的力量，“越是别人卡脖子，咱们越要把技术攥在自己手里。现在停了，以前的投入全白费，将来再想追，更难。”
“可钱从哪来？技术从哪来？”苏岚急得眼圈发红，她比谁都清楚厂里的家底，“把量具车间的利润全投进去，也撑不过半年。”
林建军走到保险柜前，打开柜门，拿出个铁皮盒。里面是他和苏岚的积蓄——包括那笔国家特殊津贴，还有这些年攒下的私房钱，总共8万多。“先把这些钱投进去。”他把钱放在桌上，金属碰撞声在安静的车间里格外清晰，“不够，就把家里的房子抵押了。”
“不行！”苏岚一把按住他的手，“那是咱们最后的窝！”
“房子没了可以再建，技术断了代，就再也补不回来了。”林建军掰开她的手，眼神里的坚定让苏岚说不出话，“当年在轧钢厂，咱们连像样的设备都没有，不也啃下了坦克发动机的硬骨头？现在条件比那时好百倍，没理由认输。”
他转向林卫国：“你们研发部，把重点放在光刻胶和键合丝上。国外能做的，咱们凭啥做不了？”
林卫国看着父亲，突然挺直了腰：“爸，我这就组织攻关！斯坦福的实验室里，光刻胶的基本配方我记了大半，咱们可以反向工程！”
接下来的三个月，厂里变成了战场。林卫国带着研发团队住在车间，把外资留下的空样品瓶一个个拆开分析，用光谱仪测成分，用离心机分离胶体，笔记本上记满了密密麻麻的配方参数。郑师傅带着量具车间的工人，把镗床改成了简易的光刻胶涂布机，精度不够，就用千分尺一点点校准，误差控制在0.01毫米以内。
苏岚则跑遍了全市的化工厂，寻找能替代进口的原材料。苯乙烯单体买不到，就找燕山石化的老同事，用纯度稍低的工业级原料反复提纯；光敏剂缺货，她带着技术员去中药厂，试验用黄连素衍生物替代，虽然感光效率低了些，却能凑合用。
最困难的时候，林建军甚至去拜访了当年的老首长。老首长听完情况，把自己的离休金都拿了出来：“小林，这钱不用还。国家需要你们这样的硬骨头，砸锅卖铁也得把技术搞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