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0年的初夏，阳光透过轧钢厂子弟学校的玻璃窗，在斑驳的水泥地上投下明亮的光斑。初三（1）班的教室里，同学们正低头抄写“农业学大寨”的社论，墙角的广播喇叭突然发出一阵刺耳的“滋啦”声，随后便没了动静——这已是本周第三次罢工了。
“又是这破喇叭！”班长赵红兵烦躁地把钢笔往桌上一拍，“昨天刚让电工师傅修过，怎么又坏了？下午的革命歌曲学习都没法搞了！”
教室里顿时响起一片抱怨声。这台苏联产的广播喇叭是学校的“宝贝”，每天早中晚播放新闻和革命歌曲，一旦罢工，全校的政治学习都得受影响。负责管理广播室的王老师急得直转圈，刚从校外找的电工师傅摆摆手：“线路没问题，是喇叭机芯坏了，这老古董，配件都找不着，换了吧！”
“换？哪来的钱换？”王老师愁得直叹气，学校的经费连买粉笔都紧巴巴的，更别说买新喇叭了。
“老师，我能试试吗？”一个清亮的声音从后排传来。
众人循声望去，只见林卫国放下手里的钢笔，站起身。他穿着洗得发白的蓝布校服，袖口卷着，露出结实的小臂——这是跟着父亲在车间实习时练出的力气。
赵红兵嗤笑一声：“林卫国，你行吗？别把喇叭拆了装不回去，那可是国家财产！”他打心底里不服气，总觉得林卫国仗着父亲是“技术权威”才敢出头。
林卫国没理会他，只是看着王老师：“我爸教过我修收音机，原理应该差不多。让我试试吧，修不好再想别的办法。”
王老师犹豫了一下。她知道林卫国的父亲林建军是厂里有名的技术能手，上次学校的手摇发电机坏了，就是林建军利用午休时间修好的。“行，那你试试，小心点。”
广播室在教学楼的阁楼里，狭小的空间堆满了旧报纸和杂物。林卫国搬来一张板凳，踩上去取下挂在墙上的喇叭，外壳是掉漆的铁皮，沉甸甸的像块砖头。他从书包里掏出一个用铁皮盒做的工具箱——这是父亲亲手给他做的，里面装着小螺丝刀、尖嘴钳和几卷不同型号的漆包线，都是车间的边角料。
“你还真带工具了？”跟来看热闹的赵红兵撇撇嘴，语气里带着酸意。
林卫国没说话，专注地拧下喇叭背面的螺丝。机芯暴露出来，线圈上的漆包线断了几根，线头处还沾着黑色的焦痕。“是线圈烧了，”他笃定地说，“电流过大，绝缘漆融化了。”
王老师凑过来看：“那能修吗？”
“能。”林卫国拿出尺子量了量线圈的直径，“得重新绕线圈，用0.15毫米的漆包线，绕380圈就行。”这些参数是父亲教他的，说“老款喇叭的线圈大多是这个规格，容错率高”。
“哪来的漆包线？”赵红兵又忍不住插嘴。
林卫国从工具箱底层掏出一小卷银色的线：“这是我爸给我的，说是厂里淘汰的，绝缘层没问题。”其实这是林建军特意为他准备的“教具”，绝缘等级比普通线高两级，适合初学者练习。
他先用酒精棉擦拭线圈骨架，去除残留的焦痕，再用镊子小心翼翼地清理断股的线头。阳光下，他的手指灵活而稳定，穿线、绕圈、固定，每一个动作都透着与年龄不符的沉稳——这是跟着父亲在维修组拆了几十台旧收音机练出来的手感。
赵红兵看得有些发愣。他原本等着看林卫国出洋相，却见对方的动作有条不紊，连绕线的圈数都不用数，全凭手感控制，仿佛闭着眼睛都能完成。
一个小时后，林卫国将重新绕好的线圈装回机芯，焊好接线柱，对王老师说：“可以通电试试了。”
王老师紧张地合上电闸，“滋啦”一声轻响后，喇叭里传出清晰的女声：“现在播放革命歌曲《东方红》……”旋律高亢明亮，比之前的音质还好。
“成了！”王老师激动地拍了拍手，“卫国，你可真是帮了学校大忙了！”
阁楼里的同学都鼓起掌来，连赵红兵也不得不承认：“算你有点本事。”
林卫国笑了笑，收拾好工具箱：“是我爸教得好。”他没忘父亲的叮嘱——“技术是用来解决问题的，不是用来炫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