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及第最后总结，充满了惋惜：\"张居正十年的心血，那昙花一现的'万历中兴'，就在这种各方势力的倾轧与反攻倒算中，迅速风流云散。大明这艘巨轮，在经过短暂的修正后，不仅没有驶向新的航向，反而以更快的速度，冲回了原来那片布满礁石的浅滩，甚至...滑向更深的漩涡。历史学家评价这段历史，经常用四维不张这个标题，既指张四维无力维系张居正开创的局面，也隐喻了大明王朝在关键时刻，礼、义、廉、耻这'四维'的松弛与崩坏，国势由此急转直下。\"
张四维的匆匆离去，如同一个仓促的休止符，短暂中断了张居正死后混乱的政治乐章。而当这首关乎帝国命运的曲子再次响起时，站在指挥席上的，已换成了另一位乐师——来自于江南文官集团的申时行。天幕之上，朱及第的面容带着一种复杂的惋惜，背景画面也从张四维时期的躁动转向了一种看似平和、实则更显沉闷的基调。
“兄弟们，张四维回家丁忧，没过多久自己也病死了。大明首辅的接力棒，交到了一个与张居正、张四维风格都截然不同的人手中——申时行。” 朱及第介绍道，“他是苏州长洲人，嘉靖四十年的状元，真正的科举顶尖人才。因为文采斐然，曾被张居正赏识并提拔入阁。但他没有张居正的铁腕，也缺乏力挽狂澜的魄力，他上任后的核心执政理念，只有一个字——‘稳’。”
画面呈现出申时行温和乃至有些模糊的面容。
“张居正时代，是雷霆万钧，用‘考成法’这把鞭子抽着整个官僚体系往前跑。结果呢？他死后，反弹的力量几乎掀翻了屋顶。”朱及第分析道，“申时行深刻吸取了这个教训，他一上台，就‘务为宽大’，废除了严厉的考成法，努力营造一种宽松的政治氛围，大量起用那些在张居正时期被压制、罢黜的老成官员。他想当个‘和事佬’，弥合张居正时代留下的巨大裂痕，缓和皇帝与文官集团之间、以及文官集团内部日益尖锐的矛盾。”
“他的为官之道，讲究的是‘蕴藉不立崖异’，用现在的话说，就是为人含蓄，不标新立异，不搞尖锐对立。他试图在皇帝和群臣之间‘调和阴阳’。” 然而，这种努力在洪武君臣看来，却显得有些无力。
朱元璋看着天幕，冷哼一声：
“调和？哼！朝堂如战场，一味求和，便是示弱！这张居正虽然后果惨烈，但至少敢作敢为。这申时行，怕是连做咱洪武年间一个知县的魄力都没有！”
宋濂则轻声对刘三吾感叹：
“或许……此人也有其难处。张居正那般强势尚且如此，他若再行严苛之举，恐怕立遭反噬。为政宽猛相济，过刚易折，过柔则弛，难啊……”
然而，申时行追求的“稳定”，在很大程度上变成了“无所作为”。
“申时行在任近九年，除了调和矛盾，在重大的制度性改革上，几乎没有任何建树。” 朱及第的语气带着遗憾，“《明史》评价他‘务承帝指，不能大有建立’，就是说，他更多的是顺从皇帝的意思，而没能做出什么大的功业。他明白帝国的弊病，也曾因灾异上书，指出‘催科急迫、征派加增、刑狱繁多、用度侈靡’等弊端，但他没有，或许也是没有能力和魄力去从根本上触动和解决这些问题。”
天幕上出现了万历皇帝日益怠政，深居内宫，而申时行只能通过进呈讲义的方式来维持皇帝与外界微弱联系的画面。
“他开创了‘章奏留中’（皇帝将奏折搁置宫中不做批复）和‘经筵取消，改为进呈讲义’的先例。本意或许是避免刺激皇帝，缓和矛盾，但这些举措在客观上助长了万历皇帝的怠政，切断了君臣之间有效的沟通渠道。大明的中枢决策机制，从此开始一步步走向僵化和停滞。”
朱及第最后总结道：“申时行的时代，被一些人称为‘万历中期的小太平’。在他的主持下，朝堂上那种张居正死后你死我活的清算风暴确实有所缓和，他也处理过一些具体事务，比如治理黄河、平息部分边患等。但这一切，都像是在一艘正在缓慢漏水的巨轮上，进行一些内部的粉刷和修补。”
“他无法扭转帝国下滑的根本趋势。在他之后，内阁权威进一步衰落，党争愈发激烈，万历皇帝也彻底躺平，开启了数十年不上朝的‘传奇’。”朱及第的声音带着历史的沉重感，“大明，再也出现不了张居正那样的干才。或许不是不想，而是那个严酷的、高度中央集权的体制，在经历了一位如此强势、结局又如此惨烈的权相之后，已经自动排斥和消化了任何可能出现的‘张居正第二’。申时行的中庸与守成，既是他人个性的选择，也是那个时代政治逻辑的必然结果。他维持了一个表面的平静，却也因此付出了帝国失去改革最后动力的沉重代价。”
朱标看到此处，不禁叹息：
“这位申首辅，看似处处周全，实则处处受制。为相至此，何其憋闷！”
朱棣则冷然道：
“优柔寡断，庸人一个！若连此等局面都无法掌控，还不如早日退位让贤。”
天幕之下，朱元璋面色阴沉。他看到了一个庞大的帝国，在开国两百余年后，是如何陷入一种平庸的、无力回天的惯性滑落。能臣不得善终，庸臣无力回天，君主怠惰荒唐……这一切，都像是一根根冰冷的针，刺向他心中那期望朱明江山万世一系的宏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