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者，”崔浩补充道，“清除了中间盘剥，税收能更多进入国库，而非落入贪官污吏之手。此乃‘轻徭薄赋’而国用足之道。”
陈衍最终拍板：“朕意已决。‘租庸调’之法，甚好。其利在于明白简易，百姓易知，官吏易操，贪腐难行。即以此为核心，颁行天下。”
他特别强调：“诏书中必须明确：以此为正税，除此之外，任何官府、任何人不得再巧立名目，加征任何杂税！违者，以贪赃论处，遇赦不赦！御史台给朕盯紧了！”
《租庸调制》的诏书旋即颁布。它不仅规定了具体的征收标准，还详细规定了缴纳时间、缴纳方式、以及减免条件。
诏书下达至地方，引起了截然不同的反响。
广大的农户在听里正、村老解读后，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就……就这些？没了？那什么‘火耗’、‘鼠耗’、‘脚钱’……真的都没了？”一个老农颤声问道。
“诏书上白纸黑字说了！除了租、庸、调，谁再敢多收一粒米、一寸布，咱就能去县衙告他！皇帝老子给咱撑腰！”里正激动地挥舞着抄录的诏书条文。
一种巨大的、实实在在的喜悦和轻松感，迅速在乡野间蔓延开来。农民们计算着自家需要缴纳的数额，发现比起前朝，负担确实大大减轻，而且变得清晰可知，不再是一个无底洞。
而在一些州县衙门和豪强之家，气氛则有些微妙。一些习惯于在杂税上做文章、从中渔利的胥吏和暗中与官吏勾结的豪强，感到财路被断，心中不满，却又不敢明着对抗朝廷法令，只能暗中观望，或寻找新制度的漏洞。
户部和度支司的工作并未结束，反而进入了更紧张的阶段。他们需要根据新的税制，重新编制全国的财政预算，计算预期的岁入，并以此为基础，分配各项支出：军费、官俸、宫廷用度、工程开支、储备粮……每一项都需要精打细算。
陈衍对度支尚书李繁说道：“度支之要，在于量入为出，留有馀地。新税制初行，或有波折，国库未必立刻充盈。一切开支，务求节俭。朕之宫廷用度，率先削减三成。文武百官，亦需体谅时艰。”
“租庸调”制的建立，标志着新朝的财税体系走上了制度化、规范化的轨道。它像一套精心设计的渠网，旨在将社会生产的养分，更有效、更公平地导入国家的仓廪，既滋养万民，又强健国本。然而，再好的制度也需要人来执行。它能否真正摆脱前朝积弊，达到“稳定民生，增加国库”的理想效果，仍有待于时间的检验，以及对于执行环节坚持不懈的严格监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