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晨的第一班电车驶过街头时，苏沅已经坐在办公室里批阅文件了。
案头堆着各地送来的重建报告，从黑石城的粮仓修缮到南方铁路的铺设，每一份都压着鲜红的督办印章。
她拿起笔，在“江州港扩建计划书”上签下名字，笔尖划过纸面的沙沙声，与窗外的电车鸣笛交织在一起，成了新政府最寻常的晨曲。
梅如故的外交部在隔壁大楼，隔着两条街，却常常一整天见不着面。
他刚结束与西洋使团的谈判，西装领口还别着那枚赤金兰草扣——是苏沅亲手替他别上的，说“外交场合，总得有点华国的样子”。
秘书送来刚译好的电报，他扫了眼内容，提笔在回复栏写下“同意互派留学生”，笔尖的力道却不自觉放轻，想起昨夜苏沅趴在他肩头，看他练习外语发音时笑他“比唱念做打还难”。
午休只有短短一个时辰，梅如故会提着食盒穿过两条街，食盒里是他早起炖的兰草鸡汤。
苏沅的办公室总开着扇窗，他远远就能看见她伏案的身影，发间别着那支木簪，在阳光下泛着温润的光。
“今天的汤加了北地的枸杞。”他把汤碗放在她手边，“你昨夜咳了两声，得润润喉。”
苏沅抬头时，眼里还带着文件的残影。
她接过汤碗，看他替自己捏了捏酸胀的肩，忽然想起战时他在伤兵营给她按肩的模样，只是那时他的指尖缠着绷带，此刻却戴着锃亮的银戒指——是婚礼上交换的那对，素圈上刻着彼此的名字。
“西洋人是不是又提了苛刻条件？”她舀了勺汤递到他嘴边，“看你眉头皱的。”
“小事。”他喝了口汤，握住她的手腕，“今晚有个晚宴，可能要晚点回。”
“我这边也有个民生会议。”苏沅笑了笑，“说不定我比你还晚。”
傍晚的霞光染红天际时，两人竟在政府大楼门口遇上了。
苏沅刚送走视察的议员，军靴上还沾着点尘土；梅如故正送西洋使团上车，西装下摆被风吹得微扬。
四目相对的瞬间，所有的疲惫都化在了眼底的笑意里。
“汤喝了吗？”他问。
“戒指戴歪了。”她伸手替他扶正。
没有多余的话，只并肩往回走。
夕阳把两人的影子拉得很长，苏沅的军靴与梅如故的皮鞋踏在石板路上，发出整齐的声响。
路过街角的花店，梅如故进去买了支墨兰，递到她手里：“办公室的花瓶该换了。”
苏沅接过花，指尖触到他掌心的薄茧——是常年握笔与握手留下的，不再是当年执刀的模样，却同样带着让人安心的力量。
“明天我让厨房做你爱吃的糯米藕。”她说。
“好。”他应着，替她挡开迎面而来的自行车。
夜晚的家总是安静的。
苏沅坐在客厅看报告，梅如故就在旁边处理外交函件，只有钢笔划过纸张的声音，和窗外偶尔传来的夜莺啼鸣。
累了，就凑到一起喝杯兰草茶，他替她揉肩，她替他研墨，像两只归巢的鸟，在彼此的体温里汲取力量。
有次苏沅深夜回来，看见梅如故趴在桌上睡着了，手边摊着未写完的发言稿，页边空白处画着小小的兰草，像怕她看不见似的。
她轻轻给他盖上毯子，忽然发现他的钢笔上刻着行小字：“愿化兰草，共守河山”。
这大概就是他们想要的日子。
没有烽火，没有阴谋，只有案头的文件与指间的茶香，只有穿过两条街的食盒与夕阳下并肩的影子。
那些在乱世里许下的诺言，终究化作了柴米油盐的寻常，在百废待兴的土地上，开出了最踏实的花。
十年后的暖房，墨兰已爬满了半面墙。
苏沅坐在藤椅上，看着两个孩子在草地上追蝴蝶——男孩叫闻安之，是从战火遗孤院里领养的，眉眼间有当年军校小兵的倔强；女孩叫梅宁之，总爱攥着梅如故的长衫下摆，发间常别着朵晒干的墨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