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岁登基承大统，少年心事谁同？
入关定鼎赖臣功。
董鄂魂断后，青灯伴梵钟。
亲政革新除弊政，汉官南北争雄。
天花一疫逝匆匆。
史书留争议，成败转头空。
崇德八年（公元1643年）的盛京，寒风卷着雪粒子，像要把这座后金都城冻成冰坨。皇宫深处的大政殿里，气氛比外面的天气还要冷——皇太极突然驾崩，没留下半个字的遗诏，一群手握兵权的王爷们正围着龙椅吵得面红耳赤。这时候，一个梳着总角的小男孩被乳母抱在怀里，睁着圆溜溜的眼睛看着眼前的混乱，他还不知道，自己即将成为这场权力游戏的最终赢家。这个男孩，就是爱新觉罗·福临，后来的顺治帝。
《清史稿·世祖本纪》记载：“崇德八年八月庚午，太宗崩，储嗣未定。和硕礼亲王代善会诸王、贝勒、贝子、文武群臣定议，奉上嗣大位，誓告天地，以和硕郑亲王济尔哈朗、和硕睿亲王多尔衮辅政。”这段看似平静的文字背后，是刀光剑影的政治博弈。当时最有竞争力的候选人是皇太极的长子豪格和弟弟多尔衮，两人一个手握两黄旗，一个掌控两白旗，谁也不服谁，差点就拔刀相向。最后还是老谋深算的代善出来打圆场，提出让年仅六岁的福临继位，多尔衮和济尔哈朗共同辅政——这招看似折中，实则是多尔衮以退为进，为后来独揽大权埋下了伏笔。
福临的童年，说好听点是“早承大统”，说难听点就是个傀儡皇帝。每天天不亮就得被太监从被窝里揪出来，穿着沉重的龙袍去上朝，听着父摄政王”的身份，住在紫禁城外的睿亲王府里，却把朝廷大权牢牢抓在手里。有一次，福临想给去世的生母孝庄太后加个尊号，多尔衮眼皮都没抬就驳回了：“小孩子家家懂什么朝政，好好读书就行了。”气得小皇帝躲在宫里哭了半天，却连反驳的勇气都没有。
顺治元年（公元1644年），是改变中国历史走向的一年，也是福临人生的第一个转折点。这年三月，李自成率领的大顺军攻破北京，崇祯帝在煤山上吊自杀，明朝灭亡。消息传到盛京，多尔衮立刻意识到这是入主中原的绝佳机会，他一边安抚朝中反对意见，一边以“为崇祯帝报仇”为名，率领八旗大军向山海关进发。驻守山海关的明朝总兵吴三桂，前有李自成的追兵，后无援军，走投无路之下选择向清军投降——这就是历史上着名的“吴三桂倒戈”。
清军入关的过程，远比想象中顺利。李自成的大顺军虽然人数众多，但大多是乌合之众，在山海关一战中被清军打得落花流水。多尔衮率领大军一路南下，几乎没遇到像样的抵抗就占领了北京。同年十月，多尔衮亲自护送福临从盛京迁都北京，在天坛举行了登基大典。当福临站在天坛的圜丘上，望着七岁的孩子第一次感受到了皇权的重量。《清史稿·世祖本纪》记载：“顺治元年十月乙卯，上亲诣南郊告祭天地，即皇帝位，遣官告祭太庙、社稷。定都燕京，纪元顺治。”从此，清朝正式取代明朝，成为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
迁都北京后，福临的日子并没有变好，反而陷入了更深的压抑。多尔衮凭借入关之功，权势越来越大，从“皇叔父摄政王”变成了“皇父摄政王”，名字都要放在皇帝之前，出门的仪仗比皇帝还要威风。更过分的是，多尔衮还把孝庄太后接到自己的王府里“议事”，两人经常关起门来谈上好几个时辰，外面流言蜚语满天飞，说什么的都有，懂的都懂！福临虽然年纪小，但也知道这些流言对自己和母亲来说是奇耻大辱，可他除了默默忍受，什么也做不了。
这一时期的朝政，基本上是多尔衮一人说了算。他颁布了一系列政策，其中最着名的就是“剃发易服”令。多尔衮认为，汉人只有剃掉头发、穿上满人的衣服，才算真正归顺清朝，于是下令“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这个政策一出台，立刻引起了汉人的强烈反抗，江南地区爆发了大规模的起义。其中最惨烈的当属“扬州十日”和“嘉定三屠”，清军为了镇压反抗，在扬州屠杀了十天，死难者超过八十万人；在嘉定更是先后三次屠城，几乎把这座历史名城变成了废墟。
福临虽然不认同多尔衮的残暴政策，但也无力阻止。有一次，他看到一份奏折，上面写着江南百姓因为反抗剃发令而被屠杀的惨状，忍不住对身边的太监说：“这样下去，百姓怎么会真心归顺我们呢？”太监吓得赶紧捂住他的嘴：“万岁爷，这话可不能乱说，要是被摄政王听到了，奴才们都要掉脑袋！”福临只好把到嘴边的话咽了回去，从此更加沉默寡言。
除了“剃发易服”，多尔衮还在朝廷中大力打压异己，尤其是那些支持豪格的大臣。豪格作为皇太极的长子，一直是多尔衮的眼中钉，多尔衮先是以“谋逆”的罪名把豪格关进监狱，后来又找了个借口把他害死在狱中。豪格的妻子也被多尔衮强行纳为侧福晋，这种违背伦理的行为，让满朝文武都敢怒不敢言。福临得知豪格的死讯后，连续几天没有上朝，躲在宫里偷偷哭泣，他知道，只要多尔衮还在一天，自己就永远只是个傀儡皇帝。
顺治七年（公元1650年）冬天，多尔衮在喀喇城打猎时不慎从马上摔下来，伤重不治去世。消息传到北京，福临先是震惊，接着是一种解脱后的狂喜。他表面上按照亲王的规格为多尔衮举行了隆重的葬礼，还追封多尔衮为“义皇帝”，庙号“成宗”，可暗地里却在策划一场清算。《清史稿·世祖本纪》记载：“顺治七年十二月戊子，摄政睿亲王多尔衮薨于喀喇城。壬辰，讣闻，上震悼，辍朝三日。”这段记载看似充满了哀悼之情，实则是福临在掩人耳目，等待时机成熟后对多尔衮进行彻底的清算。
顺治八年（公元1651年）正月，福临正式宣布亲政，这一年他刚满十八岁。亲政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对多尔衮进行清算。他下令剥夺多尔衮的一切封号，掘开他的坟墓，鞭尸示众，还把多尔衮的党羽一网打尽。这一系列雷厉风行的举措，让满朝文武都见识到了这位年轻皇帝的狠辣手段，再也不敢把他当成小孩子看待。
亲政后的福临，展现出了与年龄不符的成熟和远见。他深知，要想统治好这个以汉人为主的国家，光靠武力是不够的，必须重用汉官，学习汉人的文化和制度。于是，他打破了满族贵族对朝政的垄断，大量提拔汉人官员，其中最着名的就是陈名夏和冯铨。陈名夏是江南人，文采出众，深得福临的信任；冯铨是北方人，熟悉明朝的典章制度，也是福临的得力助手。
可没想到的是，陈名夏和冯铨入职后，却因为地域差异爆发了激烈的矛盾，这就是历史上着名的“内阁南北之争”。冯铨认为“南人优于文而行不符，北人短于文而行或善”，主张重用北方官员；陈名夏则讥笑北方人“强言谈文”，不学无术，双方吵得不可开交。福临虽然知道两人在互相拆台，但也乐于看到这种制衡的局面，他曾对身边的太监说：“他们吵得越厉害，就越不敢欺骗朕，这叫以毒攻毒。”
为了选拔更多的优秀人才，福临还恢复了科举制度。顺治九年（公元1652年），清朝举行了第一次全国性的科举考试，录取了傅以渐等四百多名进士。这些进士后来大多成为清朝的栋梁之材，为清朝的稳定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福临对科举制度非常重视，亲自出题监考，还对考生们说：“朕不管你们是满人还是汉人，只要有真才实学，朕就会重用你们。”
除了重用汉官和恢复科举，福临还在经济上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恢复生产。当时经过多年的战乱，全国的经济遭到了严重的破坏，百姓流离失所，土地荒芜。福临下令减免赋税，鼓励农民开垦荒地，还设立了专门的机构来安抚流民。这些措施的实施，让全国的经济逐渐恢复，社会秩序也慢慢稳定下来。《清史稿·世祖本纪》记载：“顺治十年六月，免直隶、江南、河南、浙江、山东、陕西、湖广、江西、福建九省灾赋。”从这段记载中可以看出，福临对百姓的疾苦还是非常关心的。
然而，福临的革新举措也遭到了满族贵族的强烈反对。他们认为福临重用汉官、学习汉文化，是在“忘本”，甚至有人联名上书，要求福临废除这些政策。面对满族贵族的压力，福临毫不退缩，他在朝堂上公开表示：“朕身为天下之主，不仅要对满人负责，也要对汉人负责。如果只重用满人，疏远汉人，怎么能让天下百姓真心归顺呢？”这番话让满族贵族们哑口无言，也让福临的威望进一步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