寒意是悄无声息地渗进来的。
先是早晚的风变得刺骨，接着是呵气成霜，再到后来，连正午的阳光都失去了温度，惨白地照在红星轧钢厂高耸的烟囱和冰冷的水泥地上，带不来一丝暖意。
但这物理上的寒冷，远不及人们心头的寒意。
一九五九年的冬天，以一种近乎残酷的方式，宣告了三年困难时期最严峻阶段的降临。
报纸上的口号依旧响亮，“人定胜天”、“节约度荒”，但现实中，饥饿的阴影已经笼罩了四九城的每一条胡同，每一个院落。
粮店门口排起的长队越来越早，越来越沉默。
每个人脸上都带着一种焦灼的麻木，紧紧攥着手里那点越来越珍贵的粮票和副食本，眼睛死死盯着柜台后那日渐稀疏的粮食口袋和见底的油桶。
限量供应，一次又一次地削减。
粗粮的比例越来越高，那点可怜的白面、大米成了橱窗里的摆设，寻常人家轻易见不到了。
蔬菜更是成了奢侈品，菜站门口常常挂出“今日无菜”的木牌，空荡的菜窖里只剩下些干瘪的土豆和发芽的洋葱。
街面上的人们，脸上普遍带着菜色，脚步虚浮。
棉袄显得空荡荡的，一阵风就能吹倒几个。
浮肿病开始悄悄蔓延，先是脚踝，然后是腿，最后是脸，按下去一个坑，半天弹不回来。
学校里，课堂上的朗读声有气无力，操场上的奔跑嬉闹几乎绝迹。
孩子们最大的愿望，从一颗水果糖，变成了一个实实在在的、能填饱肚子的窝头。
哀鸿遍野，或许谈不上，但一种无声的、持续的煎熬，确确实实地扼住了这座古老都城的咽喉。
相比之下，红星轧钢厂，尤其是其食堂系统，竟成了这片饥馑土地上一个小小的、令人羡慕的“绿洲”。
这得益于何雨柱。
他主导的“速食面”项目，在上级的大力支持和李怀德的全力推动下，已迅速从一个试验车间，扩展成了一个颇具规模的“食品加工车间”。
虽然原料供应同样紧张，但凭借计划内的调拨和何雨柱千方百计“深挖潜力”，生产线始终没有完全停摆。
一箱箱“红星”牌速食面，不仅部分缓解了本厂工人，尤其是一线重体力工种和加班人员的伙食压力，更因其耐储存、便携带的特性，成为了厂里对外协调关系、甚至完成某些特殊任务的“硬通货”和“秘密武器”。
出口创汇的谈判仍在紧张进行，但国内订单，尤其是来自某些特殊部门的订单，已经稳定下来，带来了宝贵的资金和一定程度上的政策倾斜。
这使得轧钢厂在分配本就紧张的粮食定额时，拥有了一丝微不足道，却至关重要的回旋余地。
何雨柱严格执行着李怀德的指示，将这部分“回旋”来的资源，绝大部分都用在了保障基本生产、稳定工人队伍上。
食堂的大锅菜依旧清汤寡水，窝头依旧拉嗓子，但至少量上还能勉强维持，偶尔甚至能在菜汤里见到几点微小的油花，或者发现窝头里掺入了磨得极细的、不知名的干粉，似乎比别处的更顶饿一些。
没有人知道，何雨柱在夜深人静时，会将自己反锁在加工车间的小库房里，意识沉入空间，将灵泉边那些长势惊人的蔬菜——几根翠绿的黄瓜、几个红透的西红柿、一把鲜嫩的小白菜——小心翼翼地摘下，切碎，混入第二天将要使用的大锅菜食材中。
量极少，如同盐花入海，但那股微弱的生机与鲜美，却能在无形中提振着就餐工人的精神和体力。
他也会在熬制浓缩汤膏时，滴入几滴灵泉水。
这使得“红星”面自带的汤料包，味道总是格外醇厚鲜美，成为工人们艰苦劳作后的一点微小慰藉。
这些秘密行动，他做得极其谨慎，如同在刀尖上跳舞。
他知道，一旦被发现，后果不堪设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