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
卡门的声音里带着些许清澈的迷惘。
这个词汇，如同自另一个纪元漂流而来的古老蕨类化石，突兀地出现在对话中，显得格格不入。
“什一税，decia，”
我轻声说道，仿佛在品鉴一个尘封已久的酒标，
“它并非单纯的粗暴的十分之一。
它的起源比许多人想象的要更早，并非纯粹的宗教发明，而是脱胎于晚期罗马帝国用以供养边境军团的实物税，一种名为军需（annona ilitaris）的古老制度。
当帝国西部的世俗权力如沙堡般崩塌，唯一具备组织度的教会便顺理成章地接管了这套汲取系统，并为其披上了神圣的外衣。”
我顿了顿，看了眼我那唯一的听者——看到了我所期待的专注，
“公元八世纪末，查理曼大帝，那位试图用铁与血重建罗马幻影的法兰克君主，正式将其确立为帝国法令，规定所有人都需将土地产出或收入的十分之一奉献给主。
自此，它在欧洲繁盛了数个世纪。
它的形态并非一成不变。
在教皇格里高利七世与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亨利四世那场着名的‘卡诺莎之行’后，什一税的归属权成了神权与君权反复争夺的焦点。
它时而被国王攥在掌心，用以支付战争的开销；
时而又被主教握于手中，化作修建宏伟教堂的砖石。
它的征收范围，也从最初的谷物、牲畜，逐渐蔓延至手工业制品，甚至是个人的薪俸。”
“它的终结，则与它的兴起一样，并非源于某位君主的法令，而是另一条更强大路径的开辟。
货币，这种更高效、更标准化的价值媒介，开始冲刷古老的实物税基。
什一税并未立刻消亡，它只是在更高效的现代财政体系面前，显得日益臃肿、笨拙，最终在法国巴黎的烈焰中被彻底焚毁，成为了‘旧制度’的陪葬品。”
我端详着茶杯上流动的光影，仿佛能从中看到那些消逝的帝国与王朝。
“什一税就像是权力机体中一段古老的基因。
在特定环境下，它会沉睡，甚至被忘却。
但在合适的条件下，它随时可能被重新激活，并以一种令人意想不到的方式，表达出全新的、有效的性状。”
卡门的神情颇为怅惘，像是听完了一段遥远的神话，低声感叹：
“您说的很详细，就好像您亲眼见证过那段历史一样。”
我微微一笑，为她提供了一段更合适的认识，
“这只是一种浪漫派的历史主义表达，卡门。
将自身投射于过往，有时能获得更清晰的视角。
那么，在你看来，这种税制如何？”
“落后，低效，不方便管理，也不方便使用。”
她迅速给出了评价，毫不拖泥带水，
“我很难想象税务官挨家挨户地去清点小麦和羊羔的场景，那简直是一场灾难。”
“完全正确。”
我由衷地赞许道。
她的评价非常正确，非常现代，非常符合一个现代精英对此的认识——却也非常没有跨越时代迷雾、直抵事物本质的宏观视野。
“发展的本质，是基于更优越路径的发现和普及、利用和再利用，卡门。
十五世纪的印刷业与大航海时代，如同两条并行的巨流，共同冲刷出了近代金融业的河道。
正是这一整套以货币为核心的信用与结算体系在欧洲的确立，才使得以金钱缴纳税款变得高效便捷，
让财富得以在帝国的血管中顺畅奔流，而不是在从产出到支付的繁琐转换中不断蒸发。
什一税并非‘错误’，它只是在新的路径面前，显得不够经济、不够高效，最终被历史所淘汰。”
我将话题引回当下。
“而那些封闭的宗教社群，他们的问题恰恰在于此。
他们主动或被动地排斥我们所建立的、用以实现繁荣的一切路径——现代税法、公司化管理、科技应用、乃至全球化的消费市场。
我们无法通过正常途径从他们身上汲取价值。
他们占有土地，轻松实现自给自足，同时又因缺乏现代社会所必需的消费欲望，我们能从他们身上获得的收益微乎其微。
而为了将这些‘路径’重新铺设到他们脚下，我们需要付出的管理、基建和教育成本，将是一笔天文数字般的预支款项。”
“这听上去很不划算。”
卡门总结道。
“是的，一针见血。
所以，过去的人们忽视了他们，满足于一些零星的、不成规模的慈善与捐助，被动地等待他们‘自我开化’。这大错特错。”
我的语气平淡地否认了过去人们天真的做法，
“如果一株野蛮的植物无法被时间催化为文明的硕果，我们不妨调整土壤的成分，或者，直接采摘它尚显青涩的果实。”
我伸出一根手指，让空气中的氛围由短暂的清谈转为明确训示，
“第一步，为他们设定一套极其简单的税制。
他们可以选择不融入‘教产联合体’，保留其所谓的‘独立性’。
作为代价，他们需向公司缴纳物产价值十分之一的税款。”
“那不是又回到了繁琐的实物征收吗？”
卡门立刻发现了其中的矛盾。
“不。”
我摇了摇手指，
“我们不征收实物。
我们的征税依据，并非他们的‘实际产出’，而是基于我们评估的‘理论产出’。
他们占用了多少土地，拥有多少人口，内部和周边存在哪些可利用的自然资源……
这些，都将被我们的模型量化为一个标准的产出价值。
他们享受着这些资产带来的收益，就必须按照我们制定的标准，为此向公司支付税金，以购买社会环境的和平与稳定。”
“然后呢？”
卡门的呼吸略微急促。
她已经预感到了这第一步背后隐藏的陷阱。
“然后，他们会发现自己无法足额支付。
标准由我们制定。
我们甚至不必过于苛刻。
即便如此，一个放弃了所有现代便利、自绝于全球市场的封闭社群，由于缺乏对市场的任何议价权，没有规模化的销售渠道，
其财富产出的效率相较于正常团体微乎其微。
而税收的数字，并不会因此而改变。
一个巨大的亏空，将不可避免地出现。”
“这时，他们会绝望地发现，没有任何银行、信贷公司愿意为他们提供贷款，
因为他们的资产是‘不良’的，他们的组织形态是‘落后’的。
一场迫在眉睫的破产危机，将如乌云般笼罩在他们头顶。
这就是第一步预期达到的目标。
而后，就是下一步。”
“惩罚措施？”
“不，不，卡门，”
我柔声纠正她，语气近似安抚，
“不是惩罚，是宽限。
我们会慷慨地为他们开拓更多的付款渠道，用以替代那些他们难以凑齐的、冷冰冰的金钱，即使我们会因此承担诸多不便。”
我伸出第二根手指，与食指并拢，姿态优雅而冷酷。
“其中最重要的，也是第二步的核心，便是允许他们通过派遣‘劳工’的形式，来抵扣亏空。
换而言之，如果他们的劳动产出不足，他们就必须支付‘劳动力’这种更原始的资源，来弥补他们对社会公共资源的浪费。
经过设计和调整，这个数字最终会稳定在，每二十名成员中，派遣适龄的一人。”
“这个数字是不是太低了？只有5%。”
卡门敏锐地指出了问题。
“派遣合同是终身制的，卡门。
并且，从合同签订的那一刻起，公司就已经通过‘税务减免’的形式，一次性为他们支付了未来数十年的全部报酬，以及用于应对各类风险的‘工伤赔偿’。
结果就是，每年5%，年年如此，周而复始。
这是一种无需支付薪水、无需提供过多福利、无需担忧法律诉讼的……义务劳动。
它近似于，一种结构化的、终身制的劳动力资源再分配方案。”
我刻意选用了一个冗长而中性的词组，来替代那个呼之欲出的、更古老、更残酷的词汇。
卡门的脸色先是讶异，随即变得有些苍白和难看。
我知道她在想什么。
这种制度的设计，对任何一个在现代文明光辉下成长起来的人而言，都足以引发本能的生理性厌恶。
“这是不是有些——”
她斟酌着词句，试图表达她的不安。
“——很不公平？很不正义？”
我替她说了出来，语气冷酷尖锐、仿佛嘲弄，随即话锋一转，变得温和而富有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