培训结束后，蜂房的机器以前所未有的效率和精准度运转起来。
根据周晏与贾诩制定的策略，针对河北的渗透与舆论攻势被分成了数个层级和方向。大量经过“培训”的精干细作，携带针对不同群体量身定制的“流言包”，利用各种身份掩护，如同水滴渗入沙土般，悄无声息地潜入河北各州郡。
在邺城以及河北士族聚集的城池，流言的核心围绕着“继承”与“猜忌”：
“听闻显甫公子（袁尚）近日频频出入主公寝帐，进献谗言，欲废长立幼啊！”
“审配、逢纪等近臣，早已投靠三公子，正罗织罪名，欲构陷大公子（袁谭）及其麾下将领。”
“郭图先生为大公子据理力争，却遭主公申斥，唉，长此以往，河北岂有宁日？”
“曹公丞相在许都，唯才是举，不拘门第，听闻对河北名士仰慕已久啊……”
在袁谭驻守的青州等地，流言的风向则更为直接和具有煽动性：
“三公子欲夺世子之位，已得邺城诸多文武支持，大公子您功高震主，需早做防备啊！”
“主公偏爱幼子，恐对您不利。昔日刘景升之事，莫非要在河北重演？”
“曹丞相遣密使来，言若大公子肯……必以高位相待，共图大事。”
而在军队驻扎地和普通民众之间，流传的则是另一套说辞：
“官渡之战，全因主公（袁绍）偏信谗言，不用田丰、沮授之谋，致使十万大军毁于一旦，多少河北儿郎枉死黄河！”
“听说曹公麾下，士卒能得饱饭，将领赏罚分明，哪像我们……”
“曹丞相颁布《屯田令》，流民皆可得田耕种，赋税亦轻。若曹公至河北，我等或许能有口安稳饭吃……”
这些流言，并非空穴来风，而是精准地利用了袁绍集团内部固有的矛盾（袁谭、袁尚的继承权之争、谋士间的党派倾轧）、官渡新败后的恐慌情绪以及对未来不确定性的担忧。它们如同精心调配的毒药，被蜂房的细作们通过酒肆闲谈、市井议论、“无意”中泄露的“机密”、甚至伪装成敌方阵营的“自己人”的忧心忡忡，巧妙地植入到河北的肌体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