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首长约定的“老地方”，是京郊一处不显山露水的内部招待所。何雨柱只身前往，陈伯的车停在几公里外接应。穿过几重门禁，他被引到一间陈设简朴、却透着庄重气息的会客室。老首长已坐在沙发上，虽年事已高，但腰板挺直，目光依旧锐利如鹰。
没有寒暄，何雨柱将精心准备的、浓缩了“何记”所有正面材料和一封情真意切陈情信的加密U盘，双手奉上，然后用了近一个小时的时间，不卑不亢、条理清晰地陈述了“何记”的创业历程、发展理念、社会贡献，以及近期遭遇的一系列不公正打压和最后的恶意构陷。他没有过多渲染个人委屈，而是聚焦于事实、数据和“何记”所代表的市场化、品质化餐饮发展路径的价值。
老首长静静地听着，手指偶尔轻轻敲击沙发扶手，自始至终未发一言。直到何雨柱说完，室内陷入一片长久的寂静。何雨柱的心悬到了嗓子眼，汗水浸湿了内衫。
终于，老首长缓缓开口，声音低沉而带着不容置疑的份量：“柱子，你的情况，我了解一些。做事，不容易。树大招风，更是难免。”
他顿了顿，目光如电般射向何雨柱：“但你记住，在中国做生意，首要的是遵纪守法，服务大局。你的‘何记’，菜做得不错，解决了不少就业，依法纳税，这是好的。但资本运作，要谨慎，不能忘本。有人反映问题，组织上调查清楚，是必要的程序。真的假不了，假的真不了。”
这番话，看似中立，实则意味深长。既肯定了“何记”的正面价值，也敲打了资本扩张的风险，更暗示了调查程序的不可避免性。何雨柱心中凛然，知道这是他能争取到的最好结果——一个相对公正的调查机会，而不是被直接“定性”。
“首长，我明白。”何雨柱恭敬回答，“‘何记’和我何雨柱，随时接受任何调查。我们只求一个实事求是。”
老首长微微颔首，不再多言，端起了茶杯。何雨柱知道，会见结束了。
离开招待所，何雨柱的心情没有丝毫轻松，反而更加沉重。他明白，老首长不会直接干预具体事务，他的表态，最多是为“何记”赢得了一个不被“莫须有”罪名瞬间击垮的喘息之机。真正的考验，在于即将到来的、决定生死的调查，以及调查背后，那场看不见的、更加凶险的博弈。
调查组果然很快进驻“何记”。 阵容庞大，来自多个部委联合组成，规格之高，前所未有。调查内容无所不包：从股权结构、资本来源、上市过程，到食品安全、税务账目、劳动用工，甚至包括何雨柱个人的社会关系和过往经历。气氛肃杀，整个“何记”总部如临大敌。
何雨柱下令，全公司上下必须无条件配合调查，开放所有资料，坦诚回答所有问题。他亲自坐镇，应对各种问询，态度不卑不亢，有理有据。张律师团队全程陪同，确保程序合法。与此同时，欧阳文山动用所有媒体资源，低调而持续地发布“何记”正常运营、积极履行社会责任的正能量报道，稳住外部舆论。
调查过程漫长而煎熬。对方显然有备而来，问题刁钻，不时抛出一些经过歪曲或断章取义的“线索”进行试探。但“何记”上市过程规范，财务透明，食品安全体系健全，社会责任履行到位，根基扎实，使得调查组很难找到实质性的重大漏洞。相反，“何记”在标准化与手艺传承结合、带动就业、乡村振兴等方面的创新实践，给部分调查组成员留下了深刻印象。
然而，真正的决战，发生在调查的最后阶段——一场决定性的闭门质询会。
质询会上，对方阵营的一位专家，抛出了最核心的杀手锏——再次质疑“何记”的“资本化路径”背离了餐饮本质，可能引发系统性风险，并隐晦地暗示其与某些“境外资本”关联过密。
关键时刻，何雨柱没有慌乱。他深吸一口气，站起身，没有看准备好的稿子，而是用最朴实无华的语言，讲述了他的故事，也是“何记”的故事：
“各位领导，专家。我何雨柱，就是个厨子出身。当年在四合院，一口锅，一把勺，养活一家人。后来到香港，还是靠这口锅，这把勺，从街边摊做到今天。‘何记’的每一分钱，都是客人一口一口吃出来的，干干净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