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支谦出宫办事，正好看见康僧会在宫门外徘徊，便上前询问。康僧会把自己想在吴地传播佛法的想法一说，支谦立刻来了兴致：“我在吴地多年，也想让更多人懂佛法，只是势单力薄。你若能说服吴王，我定当助你。”
在支谦的引荐下，康僧会终于见到了孙权。孙权坐在大殿上，看着底下这个外乡僧人，开门见山地问：“你说佛法能救人，可有什么凭证？若只是空口说白话，我可不会信你。”
康僧会躬身答道：“启禀吴王，佛法流传千年，自有其道理。当年佛陀涅盘后，留下了舍利子，这舍利子坚硬无比，能显灵异，是佛法真实存在的凭证。我愿为吴王请出舍利，若能请出，恳请吴王允许我在吴地建造塔寺，传播佛法；若请不出，我甘愿受国法制裁。”
孙权听了，心里犯了嘀咕——他从没见过什么舍利子，只觉得这僧人是在夸口。可他又想看看康僧会到底有什么本事，便说：“好，我给你七天时间。若七天后你拿不出舍利子，可别怪我不客气。”
康僧会谢过孙权，带着弟子回到草棚，立刻开始准备。他让人把草棚打扫干净，又找来一个铜瓶、一张小几，摆放在棚子中央。“法之兴废，在此一举。”他对弟子们说，“我们必须以至诚之心礼请舍利，若心不诚，不仅辜负了吴王的信任，也辜负了佛法的嘱托。”
接下来的七天里，康僧会和弟子们每天都在铜瓶前焚香、诵经，从日出到日落，从未间断。周围的百姓听说了这事，都来围观，有人觉得他们能成功，有人却等着看笑话。可七天过去了，铜瓶里依旧静悄悄的，连一点声响都没有。
弟子们慌了，拉着康僧会的袖子说：“师父，怎么办？七天到了，舍利子还没出现，吴王会不会真的治我们的罪？”
康僧会却很平静：“或许是我们的诚心还不够。我再去求吴王，多给我们七天时间。”
他再次来到王宫，向孙权说明了情况。孙权皱着眉，本想拒绝，可看着康僧会坚定的眼神，又想起支谦之前说的“此人有真才实学”，便松了口：“再给你七天。这一次，你可别再让我失望。”
第二个七天，康僧会和弟子们更加虔诚。他们不仅诵经，还戒掉了荤腥，每天只吃一顿素饭，夜里就睡在草棚里，连衣服都不脱。可即便如此，铜瓶里还是没有任何动静。
到了第十四天，孙权派人来问情况，得知舍利子依旧没出现，顿时怒了：“这个康僧会，分明是在欺诳我！来人，把他抓来治罪！”
就在侍卫准备出发时，支谦连忙上前劝阻：“吴王息怒！康僧会是个有诚心的人，或许只是时机未到。不如再给他七天时间，若还是不行，再治罪也不迟。”
孙权想了想，觉得支谦说得有道理，便又给了康僧会七天时间，只是这次，他撂下了狠话：“这是最后一次机会。三七二十一天后，若再拿不出舍利子，我定要让他知道欺君之罪的下场！”
消息传到草棚，弟子们都吓得脸色发白。有个弟子甚至哭着说：“师父，我们还是逃吧！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总比送命强啊！”
康僧会却摇了摇头，他看着弟子们，语气坚定：“孔子曾说，‘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如今佛法要在吴地流传，若我们都退缩了，还有谁能担起这个责任？就算吴王要治我们的罪，我们也要坚持到底，以死明志！”
接下来的七天，康僧会和弟子们几乎没合过眼。他们日夜诵经，声音沙哑了就含口清水润润嗓子，膝盖跪肿了就垫块布继续。周围的百姓看着他们这般执着，也渐渐从看热闹变成了敬佩，有人给他们送水，有人给他们送干粮，还有人跟着一起焚香祈祷。
可日子一天天过去，铜瓶依旧没有任何变化。到了第二十一天傍晚，天渐渐黑了下来，草棚里的蜡烛忽明忽暗，弟子们的脸上满是绝望。康僧会看着铜瓶，心里也有些动摇——难道真的是自己的诚心不够吗？
就在这时，远处传来了打更声，五更天到了。就在打更人喊出“五更天”的那一刻，草棚里忽然传来“铿”的一声脆响，那声音不大，却格外清晰。
康僧会心里一动，连忙起身走到铜瓶前，小心翼翼地打开瓶盖。借着烛光，他看见铜瓶里躺着一颗小小的、圆润的珠子，那珠子通体洁白，在烛光下泛着淡淡的光晕——正是舍利子！
“找到了！我们找到舍利子了！”康僧会激动地喊了起来，弟子们也围了过来，看着铜瓶里的舍利子，眼泪都流了出来。
第二天一早，康僧会带着舍利子去见孙权。孙权听说他真的找到了舍利子，心里半信半疑，便让他把舍利子拿出来看看。康僧会把铜瓶递给孙权，孙权接过瓶子，小心翼翼地把舍利子倒在铜盘里。
就在舍利子落在铜盘上的那一刻，只听“咔嚓”一声，那坚硬的铜盘竟被舍利子砸出了一道裂痕！孙权瞪大了眼睛，拿起舍利子仔细看了看——这颗小小的珠子，竟有如此大的力量！他再也不敢轻视，连忙站起身，对着舍利子躬身行礼，感叹道：“这真是希世之瑞啊！我以前不信佛法，今日才算见识到了佛法的神奇。”
康僧会趁机说道：“吴王，舍利子是佛陀的遗化，建造塔寺供奉舍利子，不仅能让百姓瞻仰，更能让大家感受到佛法的慈悲。如今舍利已得，恳请吴王允许我建造塔寺，让佛法在吴地流传，护佑吴国的百姓。”
孙权当即答应：“好！我不仅允许你建造塔寺，还会派人帮你，给你提供木材和工匠。你要建多大的塔寺，尽管跟我说。”
得到孙权的支持后，康僧会立刻开始筹备建寺的事。百姓们听说要建塔寺，都主动来帮忙，有的搬砖，有的运木，有的甚至捐出了自己的积蓄。支谦也时常来帮忙，给康僧会出谋划策，还帮他翻译佛经，让更多人能看懂。
没过多久，一座宏伟的塔寺就建成了。孙权给塔寺取名为“建初寺”，这是吴国的第一座佛教寺庙。寺里供奉着舍利子，每天都有百姓来上香、祈福，康僧会则在寺里给大家讲经，教大家要心怀善念、待人宽容。
有一次，一个农夫因为自家的庄稼被邻居的牛踩坏了，气得要跟邻居拼命。康僧会听说了，便把他请到寺里，给他讲“忍一时风平浪静，退一步海阔天空”的道理，还跟他说：“邻里之间，和睦最重要。你若跟邻居闹僵了，不仅伤了和气，也解决不了问题。不如跟邻居好好商量，让他赔偿你的损失，以后大家互相照应，不是更好吗？”
农夫听了康僧会的话，心里的火气渐渐消了。他回去后，主动跟邻居道歉，邻居也很愧疚，赔偿了他的损失，还帮他重新种了庄稼。从此，两人成了好朋友，还经常一起去建初寺听康僧会讲经。
这样的故事，在当时还有很多。有人因为康僧会的讲经，放下了心中的仇恨；有人因为读了他翻译的佛经，找到了人生的方向；还有人因为受到佛法的影响，开始乐于助人、行善积德。佛法就像一股清泉，渐渐滋润了吴地百姓的心田。
后来，康僧会一直在建初寺修行、讲经，直到圆寂。他虽然离开了，可他建造的建初寺，却一直矗立在建业城，成了吴地佛教的发源地。他翻译的佛经，也流传了下来，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人。
有人说，康僧会是“吴地佛教之祖”，没有他，佛法或许很难在吴国流传；有人说，他是“慈悲的使者”，用自己的诚心和坚持，给吴地百姓带来了善念与希望。可对康僧会自己来说，他只是做了自己该做的事——他始终记得，自己出家时的初心，是让更多人摆脱痛苦，是让更多人活得安乐、活得通透。
其实，这世间所有的美好与改变，都离不开像康僧会这样的人。他们不畏艰难，敢于坚持；他们心怀诚心，永不放弃；他们用自己的行动，打破了偏见与隔阂，也把温暖和希望传递给了更多人。就像那颗小小的舍利子，看似平凡，却蕴含着巨大的力量——只要我们心怀诚意，坚守初心，哪怕面对再多的困难，也能创造出属于自己的奇迹，也能为这个世界带来更多的美好与温暖。
4、支遁
东晋永和年间的建康城，总飘着股淡淡的墨香与茶香。每当文人雅士聚在乌衣巷的茶馆里谈诗论道，总有人会提起一个名字——支遁。有人说他是陈留人，也有人说他祖籍河东林虑，可无论出身何处，人们都知道，这个法号“道林”、本姓关的僧人，是个连谢安、殷浩都要另眼相看的奇人。
支遁打小就透着股不同寻常的灵气。别家孩子还在玩泥巴时，他已经能捧着家里的佛经读出声；十岁出头，便能跟父亲讨论经文中的义理，说出来的话常让长辈惊讶：“这孩子的心思，怎么比大人还通透？”他家世代信佛，耳濡目染间，他早早就悟透了“世事无常”的道理，总说“外物皆虚，唯心是真”，惹得家里人既欣慰又心疼——欣慰他有慧根，又心疼他小小年纪就少了些孩童的活泼。
等长到十几岁，支遁更是出落得眉目清俊，气质清雅，说话时条理分明，哪怕是最晦涩的经卷，经他一讲也变得浅显易懂。他第一次到京师建康时，太原名士王蒙特意登门拜访，两人从佛经聊到玄学，一聊就是大半天。送走支遁后，王蒙对着家人感叹：“这年轻人对‘精微之理’的领悟，一点都不比当年的王弼（字辅嗣，三国玄学大家）差！”
这话很快传开，连素来眼高过顶的陈郡殷融也动了心。殷融早年常与“玉人”卫玠交往，卫玠去世后，他总说“后辈里再难见到这般神情隽秀、心思透彻的人”。可见到支遁后，他握着对方的手连连叹息：“我还以为再也见不到卫玠那样的人了，没想到今日竟遇到了你！”
虽受名士追捧，支遁却没留在繁华的京师。他说“市井喧嚣，扰人心神”，转身去了余杭山隐居。山里的日子清苦，他却过得自在——白天在竹林里打坐诵经，对着山风琢磨《道行经》《惠印经》里的深奥义理；傍晚就坐在溪边，看着夕阳染红水面，偶尔还会提笔写几句诗，字里行间满是对“自然”与“本心”的感悟。有人说他“故作清高”，他却不在意：“我只是想找个能让心安静的地方，这跟清高无关。”
在余杭山待了几年，支遁对佛法的领悟愈发深厚。二十五岁那年，他正式剃度出家，穿上僧衣的那天，他对着佛像发誓：“此生定当弘法利生，不辜负这一身袈裟。”
出家后，支遁常去各地讲经。他讲经有个特点：不执着于逐字逐句的解释，反而擅长抓住经文的核心主旨，用最简洁的语言把深层义理讲透。有时为了突出重点，他还会故意省略一些不重要的章句。这让那些死守经文、不敢越雷池一步的“守文派”很不满，背地里说他“不懂装懂”“治学不严谨”。
消息传到谢安耳朵里，这位后来辅佐东晋、名满天下的名臣却笑着说：“你们这是不懂支道林啊！他这就像古人相马——不看重马的毛色是黑是黄，只看它是不是能一日千里的骏马。讲经也是一样，纠结于字句反而会丢了根本，能抓住核心才是真本事！”有了谢安这话，那些非议渐渐少了，更多人开始佩服支遁的“不拘一格”。
当时的谢安、殷浩、王羲之等名士，都喜欢跟支遁交往。他们不把他当普通僧人，反而像对待知己一样，常约他一起游山玩水、谈玄论道。有人说“僧俗有别，不该走这么近”，支遁却笑着反驳：“道无分别，只要心意相通，僧人与名士又有什么不同？”
有一次，支遁在白马寺做客，恰逢刘系之、孙登等几位名士也在。几人聊着聊着，就说到了《庄子·逍遥游》。刘系之先开口：“我觉得‘逍遥’就是顺着自己的本性来，鸟在天上飞，鱼在水里游，各做各的事，不被外物束缚，这就是逍遥了。”其他几人也纷纷点头，觉得这话说到了点子上。
可支遁却摇了摇头：“不对。你们说的‘各适性’，其实还是有‘待’的——鸟要靠翅膀才能飞，鱼要靠水才能游，这都是依赖外物的‘逍遥’，不是真正的自由。”
众人都愣住了，刘系之连忙追问：“那依你之见，什么才是真逍遥？”
支遁端起茶杯，轻轻吹了吹浮沫，缓缓说道：“真正的逍遥，是‘无待’——不依赖任何外物，不被名利、得失、生死束缚，让心像天地一样广阔，像风一样自在。就像《逍遥游》里的大鹏，看似要靠风才能起飞，可它的本心早已超越了‘风’的限制，这才是真正的逍遥。”
这番话一出口，满座皆惊。刘系之愣了半晌，才叹道：“以前读《逍遥游》，总觉得懂了，今天听你一说，才知道自己以前都读浅了！”从那以后，支遁对“逍遥”的解读，成了当时名士圈里最热门的话题，连王羲之都说：“听支道林谈逍遥，比喝了好酒还让人痛快！”
除了谈玄，支遁还喜欢养鹤。他在余杭山隐居时，曾养过两只丹顶鹤，每天清晨都会放它们去山间飞翔，傍晚再看着它们归巢。后来有人劝他：“鹤是山野之鸟，关在笼子里多可惜，不如放了它们吧。”支遁却笑着说：“我不放它们，不是要关着它们，是想看着它们自由飞翔的样子——看着它们，我就想起‘逍遥’的道理。”
有一次，一只鹤的翅膀受伤了，没法飞了。支遁每天亲自给它上药、喂食，还特意在院子里搭了个棚子，让它能晒到太阳。等鹤的翅膀痊愈，能重新飞翔时，支遁却对着它流泪了。弟子不解，问他为什么哭。支遁说：“我既高兴它能飞，又难过它要离开。可转念一想，它本就属于山野，让它飞走，才是对它最好的‘逍遥’，我又何必难过呢？”说完，他亲手打开院门，看着那只鹤振翅飞向远方，直到看不见影子才转身回去。
后来，支遁离开余杭山，去了剡县的沃洲山。那里山清水秀，更适合修行。他在山里建了座小小的寺庙，取名“支山寺”，每天除了讲经，就是跟来访的名士谈玄，偶尔还会带着弟子去山间采药，帮附近的百姓治病。有个村民得了怪病，浑身疼痛，找了很多医生都没治好。支遁听说后，带着弟子上山采了几种草药，熬成药汤给村民喝。没过几天，村民的病就好了。他感激涕零，要给支遁送钱送粮，支遁却拒绝了：“我帮你，不是为了回报，只是想做些能帮人的事。你若真想谢我，就多做些善事，帮衬身边有困难的人。”
支遁的名声越来越大，连远在长安的人都听说了他的事迹。有人劝他去长安，说“那里名士更多，能更好地传播佛法”，支遁却拒绝了：“传播佛法不在于地方大小，而在于能不能让人听懂、能不能帮到人。沃洲山虽小，可这里的百姓需要我，这就够了。”
他在沃洲山住了很多年，直到晚年身体渐渐衰弱。临终前，他把弟子们叫到身边，手里握着一本《道行经》，轻声说道：“我这辈子，没做过什么大事，只是一直在追寻‘道’的真谛。你们要记住，佛法不是用来炫耀的，是用来救人的；玄理不是用来空谈的，是用来安身立命的。以后不管遇到什么事，都要守住本心，别被外物迷惑。”
说完，他闭上眼睛，安详地圆寂了。弟子们按照他的遗愿，把他葬在了沃洲山的竹林旁，墓碑上只刻了“支遁道林之墓”六个字，没有任何多余的修饰。
后来，有人路过沃洲山，还能看到那座小小的支山寺，听到村民们说起支遁的故事。有人说他是“玄佛合一”的先驱，有人说他是“名士中的僧人，僧人中的名士”，可更多人记得的，是那个不执着于名利、不纠结于形式，既能跟名士谈玄论道，又能给百姓治病送药的支道林。
其实，支遁的一生，从来不是为了“出名”或“求道”的虚名。他只是用自己的方式，活成了“逍遥”的样子——不被身份束缚（僧人与名士的界限），不被外物困扰（名利与非议），不被执念牵绊（鹤的离去与自己的生死）。就像他说的“真逍遥在于无待”，真正的自由，从来不是拥有多少，而是放下多少；真正的智慧，也从来不是懂得多少道理，而是能把道理活成自己的人生。
支遁或许早已远去，但他留下的“逍遥”之道，却像沃洲山的竹子一样，一年又一年地生长着，提醒着后来人：人生在世，重要的不是活成别人期待的样子，而是守住本心，活得通透、活得自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