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子袁启华的降生，如同在帝国蓬勃发展的乐章中，加入了最为柔和而坚定的一串音符。
皇宫内的生活重心，似乎也悄然发生着偏移。
袁大山在处理繁重政务之余，最大的乐趣便是抱着日渐白胖的儿子，看着他咿呀学语、蹒跚学步，那憨态可掬的模样，总能洗去他一身疲惫。
而白素雅的生活，则在皇后与母亲的双重角色中，寻找到了一种新的平衡与更深沉的动力。
孕育和诞育生命的过程，让她对人生、对女性、对教育有了更为深刻的体悟。
她不再仅仅满足于通过参知政事、推行具体政策来影响这个国家，一种将自身思想凝结、传播开去的渴望，在她心中悄然滋生。尤其是在亲自哺育小启华，感受着那纯粹依赖与无限可能交织的生命力时，她更觉肩上责任重大——不仅是对自己的孩子，更是对天下千千万万的女子与孩童。
于是，在妥善安排宫务、陪伴幼子之余，甘露殿的偏殿成了她新的“战场”。
这里不似御书房那般庄严肃穆，反而更像一个充满书卷气息与温馨氛围的书斋。
窗外是精心打理的花木，窗内，白素雅常常在哄睡孩子后，于灯下铺开宣纸，或是与柳如梦、李丽丽、苗妙妙等几位心腹女官围坐讨论。
她所要做的，不是吟风弄月，而是要将她来自现代灵魂的平等、自强观念，与她在这个时代亲身经历的挣扎、成长与思考，以及身为皇后所见的民生百态、国家需求，融会贯通，着书立说。
第一部，她命名为《女诫·新篇》。
当柳如梦第一次听到这个书名时，微微有些讶异：
“姐姐，前汉班昭所着《女诫》，虽为经典，然其中诸多观点，如‘卑弱顺从’，岂非与姐姐平日所倡之女子自强相悖？”
白素雅微微一笑，提笔蘸墨，眸光清亮：“正是要‘新’在其上，破旧立新。班昭之《女诫》，乃特定时代之产物，有其局限。我等取其‘诫’之形式，却要注入全新之精神。”
她开始缓缓阐述，柳如梦等人则执笔记录，时而加入自己的见解。
“开篇当言，女子亦为天地所生，父母所养，与男子同具灵慧，同承天命。其价值，不应仅系于父、夫、子之身。”
“女子当求知。读书明理，方能不惑于外物，不困于内宅。识文断字，可管家理财；知晓律法，可维护自身；通晓技艺，可立身于世。岂不闻陛下常言，‘知识即是力量’？”
“女子当自强。自强非是咄咄逼人，而是拥有独立之精神，坚韧之品格。遇困境而不馁，逢机遇而能握。可为人女，孝顺父母；可为人妻，与夫并肩；可为人母，教养子女；亦可走出家门，凭借所学所能，行医、教书、经商、为吏，为社会贡献一份心力，实现自身之价值。”
“德行自当修养，然此‘德’，非是盲从屈就，乃是明辨是非之智慧，推己及人之仁爱，持身以正之操守……”
她结合自己从流亡少女到一国之后的经历，娓娓道来，既有高屋建瓴的理念，又有具体可行的指导。
她批判那些束缚女子的陈规陋习，鼓励女子追求知识、锻炼能力、拥有自己的事业和社交圈。
她写道：“家国之兴盛，需举国男女同心协力。若女子皆愚昧困顿，则如折翼之鸟，国亦难振翅高飞。”
第二部，她命名为《启民智略》。
这部书的视角更为宏大，直接指向帝国未来的根基——全民素质。
“治国之要，首在启民智。”
她在书中开宗明义，“民智未开，则政令难通，科技难兴，国家难强。
故普及基础教育，扫除文盲，乃强国富民之根本大计。”
她详细论述了基础教育的重要性，认为不应仅是少数精英的特权，而应尽可能惠及全民，包括女童。
她提出了分级教育的构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