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海剿寇的硝烟散去，王金水凯旋的战报尚在朝堂余音绕梁，帝国的内部，一场没有刀光剑影，却同样关乎未来国运的较量，已在酝酿。
这场较量，发生在思想与学问的领域，核心便是推行多年的科举制与官学体系，以及由此催生出的两种截然不同的学术思潮。
洛阳太学，作为帝国的最高学府，如今已是一派百家争鸣的景象。
宽敞的学舍内，不再仅仅是琅琅诵读经史的声音，也时常传出探讨算学难题，辩论律法案例，甚至研究地理星象的讨论声。
这便是以格物、算学、律法、农工、医科等为代表的“实用学派”兴起的标志。
他们主张“经世致用”，认为学问当服务于国计民生，解决实际问题，推崇陛下时常提及的“实践出真知”。
然而，另一股力量，即以皓首穷经，钻研先贤微言大义，恪守传统经学为正统的“经古学派”（或称传统派），对此却颇多微词，甚至感到忧虑与不满。
他们并非全然反对实用之学，但坚持认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根本，在于明德，在于仁义，在于精通圣贤之道。
他们担忧过度强调“术”而忽视“道”，会导致世风日下，人心不古，学子变得急功近利。
这股潜流，终于在太学每年一度的“春秋讲经大会”上，彻底爆发了出来。
这一日，太学最大的明伦堂内，人头攒动，座无虚席。
不仅有太学的博士、学子，许多朝中官员，包括柳如梦，李丽丽等潜渊系重臣，以及一些逐渐融入华朝体，被授予闲职或学官的原三国名士，如诸葛亮（被袁大山以“顾问”之名留在洛阳，参赞文化教育事务）等，也都受邀或在好奇之下前来观礼。
大会原本的主题是探讨《春秋》大义，但很快，一位以治学严谨，德高望重着称的老博士周珩（经古学派代表人物之一），在阐述完一段经文后，话锋一转，语气沉痛地说道：
“……是故，圣人设教，首重德行，次及文章。若只知机巧之术，不明人伦纲常，纵有经纬天地之能，亦不过是无根之木，无源之水，甚至可能沦为祸乱天下之利器！
“老夫观近日学风，浮躁之气日盛，诸生竟相追逐算学格物之末技，于圣贤大道反而荒疏，长此以往，吾恐礼崩乐坏，国之不国啊！”
这番话，如同在平静的湖面投下了一块巨石，顿时激起了千层浪。
一些年轻的实用学派学子当即面露不忿，但碍于周珩的资历和场合，不敢轻易反驳。
堂内的气氛瞬间变得紧张而微妙。
端坐于上宾席位的诸葛亮，羽扇轻摇，眼神深邃，若有所思。
他投效华朝时间不长，但已深刻感受到这个新兴帝国与以往任何朝代的不同之处，其活力与效率，很大程度上正源于对“实用”二字的推崇。
他对周珩的观点并不完全认同，但也理解其忧虑。
就在这时，一个清越而冷静的女声响起，打破了沉寂：
“周博士此言，晚辈不敢苟同。”
众人循声望去，只见发言者乃是文化司丞柳如梦。
她如今智力超群，更兼掌管部分情报与教化，言辞犀利，逻辑缜密。
她站起身，向周珩及在场众人微微颔首，算是行礼，随即不卑不亢地说道：
“周博士忧心学风，其情可悯。然，晚辈以为，‘道’与‘术’，本为一体两面，相辅相成，岂可强行割裂？
“圣人之道，固然是立身之本，但若空谈仁义道德，而无解决民生疾苦、富国强兵之‘术’，则大道亦成空中楼阁。”
她目光扫过全场学子，声音提高了几分：
“陛下常言，‘民为邦本，本固邦宁’。格物之学，可改良农具，增加粮食，使民无饥馑；算学之术，可明晰账目，治理河工，使国用充足；律法之学，可定分止争，维护公正，使社会有序；医道之学，可救死扶伤，防治瘟疫，使百姓安康！
“此等学问，关乎亿万黎民福祉，关乎国家兴衰存亡，岂能轻蔑地称之为‘末技’？”
她顿了顿，引经据典道：
“《周易》有云：‘备物致用，立成器以为天下利，莫大乎圣人。’ 可见圣人制器，本就是为了利天下。若只知空谈，不识时务，不通变化，与晋惠帝问‘何不食肉糜’何异？”
柳如梦的话，引来了不少实用学派学子和官员的暗暗喝彩。
周珩脸色有些难看，正要反驳，他身旁另一位中年博士抢白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