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穿梭往来的织机上，丝线依旧，却仿佛多了一根看不见的、由劳动者自己牵动的线。釜底抽薪，非一日之功，但这工坊的算盘，已然由一双双布满老茧的手，开始自主地拨动起算珠。
蜀汉，梓潼郡，一个偏僻山村。
在村尾那间废弃的祠堂里，却透出一点微弱而坚定的灯火。几十个村民——有满脸皱纹的老农，有眼神怯生生的妇人，还有半大的小子和姑娘——挤在简陋的条凳上，借着几盏油灯的光，聚精会神地看着前方一块用灶灰涂黑的木板。
站在木板前的，是村里原先唯一的识字人，老童生周夫子。不过如今，他教的已不仅仅是《千字文》和《百家姓》了。
“军师诸葛孔明，颁布《蜀科》，旨在明法度，安黎庶。”周夫子指着木板上用白色石子写下的几个大字，声音不高，却清晰地传入每个人耳中，“今日，我等便来学学这《蜀科》中，‘田宅’与‘赋役’二篇。”
这并非官府的强制要求，而是利用了诸葛亮重视教化、鼓励民间设学以“淳风化俗”的政策。栖霞坳的“夜学”，明面上的名目正是“学习军师颁布的《蜀科》与朝廷推广之《农桑辑要》”，任谁也挑不出错处。
然而，教材的内核，却早已被悄然置换。周夫子手中那本看似普通的册子，实则是赤火公社人员结合蜀汉实际精心编写的启蒙读物。
它将《蜀科》中关于田租上限、徭役天数的枯燥条文，与实用的算数、田亩丈量方法、甚至初步的“工分”核算概念巧妙地融合在一起。
“看这条，‘凡租佃，主家取租，不得超过五成。’”周夫子念着条文，随即转向算学，“我们来算算，李大壮家去年收成十石，交给钱老爷六石，这超出了几成？超出的部分，折合铜钱几何？若按《蜀科》，他家本应留下多少口粮？”
村民们，尤其是那些终年劳作却食不果腹的佃农，眼睛瞬间瞪大了。他们笨拙地摆弄着算筹，或在沙盘上划拉着，当计算出那触目惊心的数字时，一阵压抑的骚动在人群中蔓延。
法律条文不再是遥不可及的官样文章，变成了可以计算、可以衡量自身处境的一把尺子。
“再看官府告示，”周夫子又换上一份抄录的布告，“这上面说，今春征发民夫修水渠，每日给米一升。我们再来算算，一个壮劳力，干一天重活，吃多少能饱？这一升米，够吗？若不够，我们依据《蜀科》中‘恤民力’的精神，该如何向上陈情？”
他还教他们如何记录自家出工的时日，如何核对派发的工具物料，如何看懂田契和租约里隐藏的陷阱。
学生们学会的，不仅仅是认识“天地玄黄”，更是如何计算地租是否盘剥过甚，如何记录工时分派是否公允，如何解读官府的文书告示背后真正的意图。
成果在这悄无声息的夜晚沉淀、累积。这些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这些在织机前耗尽眼力的妇人，这些懵懂的青年，他们的头脑正在被悄然开启。
他们开始用一种新的、带着审视意味的眼光，去看待曾经视为天经地义的秩序。
在这合法的外衣之下，一场关于权利意识、组织能力和阶级启蒙的细雨，正无声地滋润着这片干涸的土地。
夜学，如同一点星火。而在蜀汉的无数个村落里，类似的星火正在相继点燃。
它们尚未燎原，却已系统性地培养出了一批批具备初步觉悟和斗争技能的新生力量。
这些沉默的学生，将成为未来更深层次斗争中，最坚实也最难以撼动的根基。
他们识得的字，算得的数，看得懂的律法，终将汇聚成改变自身命运的巨大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