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业城西的刑场，在一个灰蒙蒙的清晨迎来了它本月的“盛事”。
没有激昂的呐喊，没有悲壮的告别，只有监刑官例行公事的宣判和刽子手沉默而高效的准备。
陈望的罪名被定为“煽惑乡里，图谋不轨”，一个足够模糊却又足够致命的指控。
消息像长了翅膀一样传开。刑场周围，渐渐聚拢了不少前来看热闹的百姓。他们踮着脚，伸长脖子，脸上带着一种观看稀罕物事的表情，交头接耳，议论纷纷。
当那道瘦削的、曾试图为他们点燃星火的身影在刀光下颓然倒地时，人群中爆发出的，并非惊惧与悲悯，而是一阵混杂着释然与快意的骚动。
“死了好！死了好啊！这等祸害，早就该除了！”
“可不是嘛，清净了！以后没人再来说那些让人心里发堵的混账话了！”
“朗朗乾坤，容不得这种妖孽！还是官府英明，为民除害！”
人们拍手称快，仿佛真的铲除了一个危及他们“美好生活”的毒瘤。他们心满意足地散去，回到各自熟悉的生活轨道，觉得天地间似乎又恢复了应有的“秩序”与“安宁”。
建业城，很快便恢复了它往日的“宁静”，一种建立在恐惧、麻木和思想禁锢之上的死水微澜。
在城外的村落里，张伯的儿子张大，特意带着自己年幼的弟弟来到村口，指着官道方向，语气严厉地告诫：
“看见没？那个陈望，读歪了书，不走正道，整天胡说八道，现在是什么下场？脑袋搬家！你以后给老子记住了，老老实实给李老爷种地，本本分分做人！别去想那些有的没的！那都是取死之道！”
年幼的弟弟看着哥哥严肃而略带恐惧的脸，懵懂地点了点头，将“不胡思乱想”和“安分守己”牢牢刻在了心里。
城内的工坊里，工坊主赵老板召集了所有的工匠和学徒。他背着手，踱着步，目光扫过每一张或惶恐或顺从的脸，最终定格在曾经被陈望“蛊惑”过的区域。
“都看清楚了吧？那个姓陈的下场！”他的声音冰冷，带着不容置疑的威严，“在我这里，就要守我的规矩！安分守己，埋头干活，才有你们的饭吃，才有你们的出路！谁敢学他，胡思乱想，妖言惑众，破坏生产，这就是榜样！别说工钱，连命都保不住！”
工匠们噤若寒蝉，深深地低下头，将陈望血淋淋的结局与“安稳”和“生计”画上了等号。任何曾经在心底泛起过的微小波澜，此刻都被这赤裸裸的死亡威胁彻底压平、碾碎。
陈望的血，无声地渗入建业城外的黄土，很快便被新的尘埃覆盖，了无痕迹。他的牺牲，没有成为唤醒沉睡者的惊雷，反而成了统治者用以恐吓、用以证明“叛逆必亡”的鲜活教材。
早期觉醒的革命者，其最深刻、最彻骨的悲剧，往往不在于被强大的统治者镇压和消灭，而在于被他满怀热忱想要拯救的、尚在沉睡中的群众，视为破坏他们“宁静”生活的仇寇与异端，并被他们（或主动告密，或冷眼旁观，或拍手称快）亲手，或乐见其成地，送上了维护旧秩序的祭坛。
他们的呐喊，在麻木的耳中成了噪音；他们的鲜血，未能浇灌出自由的芽苗，反而成了巩固奴隶秩序的、最粘稠也最残酷的凝固剂。
他们以生命为火把，却照不亮铁屋的黑暗，反而让屋内的人将缝隙死死堵住，并庆幸于光亮的消失。
打破这铁屋的希望，在这一刻，仿佛变得更加渺茫，更加遥不可及。道路，布满了荆棘，而最先倒下的探路者，甚至得不到同胞的一声叹息。这，便是先行者必须面对的，最沉重的代价。
蜀汉，键为郡，武阳县衙。
堂威声中，县令程文正了正头上的进贤冠，目光扫过堂下。跪在左侧的是三个皮肤皴黑、指节粗大的佃农，为首的名叫李老根；右侧站着本地豪强杜明，锦袍玉带，面沉如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