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声音，他的存在本身，就成了必须被排斥和消灭的威胁。建业的夜晚，容不下这样刺耳的“噪音”。
李地主的管事在收租时听到了佃农们的窃窃私语，工坊主赵老板也从工头那里得知了有人“蛊惑人心”的消息。这些信息很快便通过各种渠道，汇集到了建业城管理治安的衙署。
就在官府开始留意这个“不安分”的归乡士子，并着手搜集证据准备采取行动时，来自底层的“助攻”却不期而至。
张伯的儿子张大，自从那日与陈望不欢而散后，心里就一直堵得慌。他越想越觉得陈望此人“心术不正”。
那些话，不仅诋毁了有恩于他们家的李老爷，更可怕的是，他担心自己那个正值年少、心思活泛的弟弟会被陈望的“歪理”带坏，走上“歧途”。
这种恐惧和一种维护“正道”的责任感驱使着他，在经过一番激烈的思想斗争后，他趁着去李府送些柴火的机会，找到了相熟的管事，将自己与陈望的对话，一五一十地，带着添油加醋的忧惧，报告了上去。
“管事老爷，您可得跟李老爷说说，那个陈望，在外面读了邪书回来，尽说些大逆不道的话，挑拨咱们佃户和老爷们的关系，我怕……怕他带坏了村里的年轻人啊！”
几乎在同一时间，工坊区那个曾被赵老板当众表扬过的学徒李二狗，在经历了最初的激动后，内心深处却隐隐泛起一丝不安。
陈望的话像一根刺，虽然被他强行拔除，但刺痕犹在。他害怕陈望继续“妖言惑众”，会破坏工坊里好不容易得来的“和谐”氛围，更怕会连累到自己，让东家对自己产生不好的看法。
为了保住那份虚幻的“前程”和眼前的“安稳”，他也选择了向工头再次密报，强调了陈望言论的“危害性”。
这些来自“民间”的告密，成了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也让官府的逮捕行动显得“顺应民意”。
一日清晨，当陈望正准备出门时，几名如狼似虎的衙役闯入其暂居的陋室，以“散布妖言、煽惑民心、图谋不轨”的罪名，要将他锁拿归案。
挣扎与呵斥声引来了左邻右舍和街上的行人。人们围拢过来，指指点点。然而，投向陈望的目光中，没有同情，没有疑惑，更没有愤怒，有的只是看热闹的兴奋、果然如此的鄙夷，以及一种“除害”般的快意。
“活该！我早就看他不像好人！整天神神叨叨的，不像个正经读书人！”
“可不是嘛，读了几本北边传来的邪书，就不知道自己姓什么了，回来胡说八道，诋毁乡贤！”
“抓得好！官府英明！这种害群之马，早就该抓起来了！免得带坏年轻人，破坏我们安稳日子！”
“就是，咱们现在日子过得好好的，非得来捣乱，这不是找死吗？”
议论声如同冰冷的雨点，砸在陈望的身上。他看到人群中有他试图与之交谈过的工匠，有他寄予希望的年轻面孔，但此刻，他们都用同样冷漠甚至厌恶的眼神看着他。张大抱着胳膊站在人群外围，脸上带着一种“我看透你了”的得意。
李二狗则躲在人群后面，不敢与陈望对视，但嘴角却有一丝如释重负的弧度。
高潮在这一刻降临。 统治者的暴力机器冰冷无情，而更令人心寒的，是那些被蒙蔽的群众自发的道德谴责和行为配合。他们不仅不觉得陈望是在为他们说话，反而将他视为破坏他们赖以生存的“稳定”环境的罪魁祸首。
统治者的锁链与民众的唾沫，共同编织成一道致命的绞索，紧紧套在了陈望的脖子上。
陈望没有再做无谓的争辩。他看着那一张张麻木或愤怒的脸，心中涌起的不是对自身命运的恐惧，而是一种深不见底的悲凉。
他意识到，在这座城市里，他不仅在身体上被逮捕，在精神上，也早已被这些他想要唤醒的同胞们，彻底地孤立和放逐了。这条启蒙之路，竟比想象中更加孤独和凶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