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魏政权以为，随着《新潮》的封条、陈彦的缄默、李朔的鲜血与周铄的销声匿迹，那场始于许都陋室与邺城废窑的思想骚动，已然被彻底扑灭。
朝堂之上，似乎恢复了往日的“平静”，奏对的依旧是合乎圣意的章句，流通的依旧是歌功颂德的辞赋。
然而，真正的风暴，往往孕育于表面的死寂之下。
在颍川某个屯田区的窝棚里，识字的屯田客在油灯下，为不识字的同伴低声念诵着辗转传来的、周铄那篇《痛打落水狗》，听到“对豺狼仁恕，便是对羔羊残忍”时，一双双麻木的眼睛里，重新跳荡起压抑已久的火星。
在邺城某家工匠铺的后院，年轻的学徒们收工后，不再只是倒头酣睡，而是聚在一起，用木炭在地上比划，争论着李朔遗文中那似懂非懂的“剩余价值”，他们模糊地感觉到，自己终日劳作的成果，似乎确实被一种看不见的力量拿走了大半。
在洛阳、在宛城、在陈留……无数个不为人知的角落，那些曾被《新潮》的“六条标准”震撼过，被李朔的激情感染过，被周铄的冷峻刺痛过，甚至被胡适之的“问题与主义”之争论引发过思考的青年，并未消失。他们只是沉潜下来，如同被压在巨石下的种子，又像是转入地底运行的炽热岩浆。
“星火社”并未瓦解，反而在失去耀眼的旗帜后，以更隐蔽、更务实的方式蔓生、扎根。新加入的成员，少了些书斋里的空谈，多了份行动前的审慎。
他们开始有组织地搜集民间疾苦，分析官吏贪腐的案例，甚至尝试在小小的范围内，模仿赤火公社的模式，建立互助的组织。
他们不再是轻易热血上头的狂生，而是将理想埋藏在心底，将策略握在手中的沉默战士。李朔的牺牲，让他们懂得了斗争的残酷；周铄的坚持，让他们明白了斗争的持久。
与此同时，北疆，龙骧谷。
这里的空气是截然不同的，带着泥土的腥气、工坊的烟火气，以及一种蓬勃的、向上的生机。在赤火公社总部的议事堂内，陈烬的面前，摊开着厚厚一摞整理好的文书。
里面有《新潮》从创刊号到最后一期的几乎所有文章，有周铄流传出来的几乎所有化名杂文的手抄本，有李朔那篇《我的赤火主义观》以及其在刑场上最后演讲的详细记录，甚至还有胡适之《实证主义与改良路径》的摘要。
徐文、孟瑶等核心成员都在座。他们刚刚听完了关于曹魏境内这场思想论战的完整汇报。
“可惜了李朔，是个好苗子。”徐文叹息一声，语气沉重。
陈烬沉默良久，用手指轻轻点着那些文稿，目光深邃，仿佛穿透了纸张，看到了许都的陋室、邺城的刑场，以及那些在黑暗中摸索前行的灵魂。
“没有什么可惜的，”陈烬缓缓开口，声音低沉而清晰，“李朔同志用他炽热的鲜血，向我们，也向天下人，证明了理想的纯度可以何等惊人。他让‘赤火’二字，不再仅仅是北疆的一个名号，而成了一种可以为之生、为之死的信仰。其功，不在攻城略地之下。”
他拿起周铄的杂文，继续说道：“而周铄先生，他的价值，甚至不在李朔之下。他就像一位最冷静、也最无情的外科医师，在用他的笔，为我们，也为这旧时代，挖去思想上的腐肉。其痛彻骨髓，却功莫大焉。没有这般彻底的批判，我们对旧世界的认识，便总是隔着一层温情脉脉的面纱。”
接着，他的目光扫过关于陈彦和胡适之的记录。
“至于陈彦先生和胡适之先生，他们的道路与我们不同，但他们的争论，他们提出的问题，对我们而言，是极其宝贵的财富。”
陈烬的语气带着一种前所未有的审慎与反思，“陈彦先生坚持思想的独立性，警惕任何形式的依附，这提醒我们，革命成功后，如何防止新的僵化与专制？胡适之先生强调研究具体问题，反对空谈主义，这鞭策我们，我们的理念，必须能够实实在在地解决民生疾苦，否则便是空中楼阁。”
他环视在场的同志，做出了结论：
“他们所有人，走的道路或异，扮演的角色不同，但都是我们的老师。他们的探索、牺牲与争论，共同为我们上了一课——革命，不仅是武器的批判，更是批判的武器；而建设，不仅需要热血的信仰，更需要冷静的理性与务实的态度。”
基于这一认识，赤火公社做出了一项重要决策：系统性地整理、研究从中原传来的这些思想成果。
由徐文牵头，组织理论骨干，成立专门的“思想研究室”，不仅要分析其内容，更要理解其产生的土壤和针对的问题。
周铄的批判精神、李朔的理想信念、陈彦的启蒙诉求、胡适之的务实倾向，都被视为重要的思想资源，其精华被小心翼翼地剥离、吸收，融入赤火公社自身不断发展的理论体系与干部教育教材之中。
赤火的理念，因此而变得更加丰厚，更加坚韧，也更加具有包容性和生命力。它不再仅仅是北疆的实践总结，也吸纳了中原思想界最前沿的探索与最沉痛的教训。
曹魏的刀剑，可以查封刊物，可以摧毁肉体，可以驱散集会。
但它无法消灭已经播撒的思想火种。
当邺城的钟声依旧为旧日的权威而鸣响时，旧世界的丧钟，其实早已在文化的阵地上，被周铄、李朔、陈彦这群手无寸铁的文人，用他们的笔与血，率先敲响了。
地火正在运行，只待奔突之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