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肩担道义，妙手着文章。”他低声吟诵着不知从何处得来的句子，只觉得胸中充满了力量。
他并不知道，一双无形的大网，正在黑暗中，缓缓向他收紧。
周铄裹紧了单薄的儒袍，走在冰冷的青石街道上，像一尾沉默的鱼，滑行在浑浊而麻木的人潮里。
他刚从一次不愉快的“新潮”同仁聚会中离开。耳畔还回响着那些争论：有人开始热衷于品评哪位名士可能“同情”他们，带着投机者的精明；有人则因家人的压力或官府的暗示，言辞变得闪烁，渐生退意；更有人变得比李朔还要激进，言必称“彻底清算”、“流血漂橹”，那眼神中的狂热，让周铄感到一丝寒意。
昔日因《痛打落水狗》而激起的短暂共鸣，仿佛已是上个世纪的事情。思想的队伍，在现实的挤压下，正在迅速地分化、瓦解，或者……变质。
他停下脚步，看到一个衣衫褴褛的老农，跪在街边，对着一个身着吏服、满脸不耐的小吏磕头如捣蒜，只为求宽限几日税赋。
那小吏一脚将他踹开，骂骂咧咧地走了。周围的行人，或麻木地绕行，或投去一丝混杂着怜悯与庆幸（幸好不是自己）的目光，却无一人上前。
老农趴在地上，呜呜地哭了，那哭声被寒风撕扯得断断续续，最终湮灭在市井的嘈杂里。
周铄的心，像是被这冬日最冷的冰棱刺穿了。
他回到他那间堆满竹简的陋室，寒气与孤寂一同涌入。烛火摇曳，将他消瘦的身影投在墙壁上，晃动如同鬼魅。
他铺开素帛，笔尖蘸满了墨，却久久无法落下。一种巨大的虚无感攫住了他。他想起了自己写《痛打落水狗》时的激愤，想起了李朔那“赤火世界”的宣言，想起了陈彦办《新潮》的雄心……这一切，在这片无边无际的、由麻木与苦难构成的沉重现实面前，显得多么微弱，多么……可笑？
“我真傻，真的，”他提起笔，写下《呐喊·自序》的开头，带着浓重的自嘲与悲凉，“我单知道在那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铁屋里，有几人醒来是痛苦的；我不知道，这醒来后的呐喊，或许连一丝回声都不会有。”
他质问自己，也质问那不可知的命运：这呐喊，究竟有何意义？是唤醒几个同样痛苦的清醒者，一同承受这无可挽救的临终的苦楚，还是真的能惊起较为清醒的几个人，合力将这铁屋毁坏？
没有答案。只有窗外呜咽的风声，像是无数冤魂的哭泣。
极度的痛苦，需要一种极致的方式来宣泄。他再次提笔，这一次，写的不是杂文，而是一个故事，一个让他笔下滴血的故事——《药》。
故事里，一个名叫夏瑜的年轻革命者，因传播“新思想”被官府处决。而茶馆里麻木的看客们，津津有味地谈论着行刑的细节。更可悲的是，一位愚昧的老农，华老栓，竟相信刽子手的话，用辛苦攒下的血汗钱，去买那蘸了夏瑜鲜血的馒头，以为这“人血馒头”能治好他儿子痨病。
他细致地描写华老栓揣着那个还温热的、藏着“药”的馒头，在夜色中怀抱着巨大希望跑回家时的情景，也描写了茶馆里人们对夏瑜“疯了”的断言，对“人血”功效的迷信。
写完最后一个字，周铄掷下笔，伏在案上，肩膀剧烈地抖动起来。他不是在哭，而是在笑，一种比哭还要难听的笑声从喉咙里挤出来。
这故事太残忍，残忍到他自己都无法直面。启蒙者的血，竟成了被启蒙者愚昧的“药引”！这是何等的荒谬，何等的悲哀！
这深入骨髓的彷徨与痛苦，几乎要将他撕裂。
然而，就在这精神的绝境之中，在极度的黑暗里，一丝微光，反而渐渐清晰起来。
他抬起头，看着跳跃的烛火，那火焰在黑暗中固执地燃烧着，尽管微弱，却未曾熄灭。
他想起了那些在秘密读书会中，因李朔的文章而眼神变得坚定的年轻面孔；想起了《新潮》流传开后，那些从远方寄来的、笔迹稚嫩却充满渴求的信件；甚至想起了那个被踹倒的老农，他眼中除了哀求，是否也曾在深夜里，闪过一丝对这不公世道的恨意？
“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
他喃喃自语，一句不知从何处得来的哲思，此刻却给了他力量。
是的，希望或许渺茫，但绝望，难道不就是建立在同样不确定的虚妄之上吗？
他重新坐直身体，眼神中的迷茫与痛苦渐渐沉淀，化为一种更为冷峻、也更为坚韧的东西。他认识到，路，不是天生就有的。
“世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
他缓缓写下这句话，如同刻下自己的墓志铭，也如同立下前进的誓言。
他的批判，不能停止。不仅要继续投向那些“落水狗”，投向吃人的礼教，投向麻木的看客……更要警惕地投向“新”的阵营内部！投向投机、投向退缩、投向那种以“革命”为名的新的狂热与专制！
他的笔，将因此而变得更加深沉，更加痛苦，却也更加不可阻挡。
他吹熄了蜡烛，融入许都沉沉的夜色。孤独依旧，但他已准备好，背负着这孤独，走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