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9年11月25日，夜晚，东京，赤坂区一家位置隐蔽、需经熟人引荐才能进入的高级料亭最深处的密室。
袅袅的青烟从一座造型古雅的青铜香炉中缓缓升起，散发出澹澹的檀香气味，但这股香气却丝毫驱不散弥漫在密室内的沉重压抑和某种躁动不安的气氛。
几名身着不起眼的深色和服或西式便装、但眉宇间仍带着无法掩饰的军人锐气与刻板的中年男子，正围坐在一张低矮的桧木桌旁。
他们大多出身于陆军大学校或海军兵学校，在刚刚结束的战争中曾是意气风发的少壮军官，如今却因战败而失意、被边缘化，或者被转入闲职，军衔多在中佐、大佐级别。
“先帝陛下……竟然在帝国遭遇如此千古未有之国难时刻……龙驭上宾……”
一名脸颊瘦削、颧骨高耸的陆军中佐语气沉痛，握着手中小巧陶瓷酒杯的手因为激动而微微颤抖，杯中的清酒漾起涟漪。
“这……这一定是上天对帝国近年来偏离正道、未能坚持神武精神所降下的警示！”
“八嘎！都是那些躲在东京、只知道争权夺利的无能政客，还有那些贪婪的财阀！当然，还有海军那帮自以为是的马鹿！”
另一名眼神凶狠、脖子上有一道浅疤的陆军大佐低吼道，拳头重重地砸在桌面上，发出沉闷的响声。
“是他们！是他们的愚蠢和懦弱，葬送了先帝，葬送了帝国数十年来辛苦积累的国运！如今，他们竟然……竟然要让一个尚未弱冠、不谙世事的陛下来承担这一切的后果！真是帝国之耻！”
“新陛下年轻，心思单纯，犹如白纸，极易被身边的小人、那些主张对德妥协的软弱之徒所蒙蔽。”
第三名军官声音阴冷，如同毒蛇吐信，他是来自陆军参谋本部的某位课长。
“我们这些真正的忠臣，必须团结起来，暗中积蓄力量，等待时机，涤荡朝堂，清除那些窃据高位的国贼！唯有如此，才能辅左幼主，重振帝国之武运，一雪前耻！”
“说得对！我们需要一场‘昭和’维新！帝国需要一场像明治先辈那样彻底的、流血的维新！扫除一切阻碍帝国复兴的腐朽势力！无论是国内的蛀虫，还是外部的压迫！”
“但是……德国人……他们的舰队还在太平洋游弋，他们的核查人员像幽灵一样盯着我们的一举一动……”
“哼，德国人？他们终究是外人，是来自遥远欧洲的掠夺者！帝国的灵魂，在于我们万世一系的天皇，在于我们坚韧不拔的大和魂！”
“暂时的隐忍，是为了积蓄力量！是为了将来更强大、更彻底的崛起！我们要在军队中，在热血青年中，秘密地播撒忠君爱国、誓雪国耻的种子！耐心等待，时机终将到来！”
这些在失败和屈辱苦酒中浸泡过的军官，将大正天皇的驾崩扭曲地解读为一种“殉国”，并将其视为对现有“软弱”政治秩序的彻底否定。
他们将模糊的希望和狂热的期待寄托于年轻的新天皇裕仁身上，幻想着能够通过影响甚至操控这位缺乏经验的君主。
来实现他们内心深处极端民族主义、军事扩张和复仇的梦想。一种以“尊皇讨奸”、“国体明征”、“昭和维新”为口号。
1919年12月5日，下午，日本东京，皇宫吹上御苑。
初冬的寒风带着刺骨的湿气，无情地掠过皇室园林，卷起地上枯黄的落叶，发出沙沙的哀鸣。
精心维护的松柏虽依旧苍翠，却也难掩整体环境的萧瑟与凋零。年轻的裕仁天皇身披一件厚重的深色羽织，在几名屏息凝神、保持恭敬距离的侍从陪伴下，沿着碎石小径缓缓踱步。
他的目光看似落在那些在寒风中顽强挣扎的草木上，但心神早已飞到了更加沉重和广阔的地方。
登基已近一月，他并未如某些激进报纸或军中少壮派军官私下所期望、甚至鼓噪的那样，展现出任何意图“重振皇威”、“再兴武运”的强势姿态，反而在各种公开和私下场合，表现得愈发沉默、内敛，甚至有些过于拘谨。
定期的御前会议依旧在庄重而压抑的气氛中召开，首相原敬如同一个背负着无形沉重十字架的罪人，每一次关于执行《东京和约》具体条款的汇报，都显得异常艰难，每一个字仿佛都耗尽了这位老练政客的心力。
列席的陆军大臣山梨半造大将和海军大臣斋藤实大将，面色始终如同外面的天气一般阴沉。
对于德国核查人员近乎趾高气扬地进驻帝国昔日引以为傲的横须贺、吴港等海军基地，以及像清点货物一样核查封存那些曾象征帝国荣耀的战列舰和巡洋舰等“羞辱性”行为，他们只能紧咬着牙关，将翻腾的怒火死死压在心底，在御前维持着表面的顺从。
“陛下，”一次沉闷的御前会议结束后，年迈的宫内大臣土方久元留在最后，趁着周围无人，小心翼翼地、几乎是耳语般地向裕仁进言。
“近日，坊间市井，以及……以及军中部分单位，对于……对于现行之国策，颇有……颇有非议。尤其是一些少壮军官，血气方刚，情绪尤为激烈，他们……他们将先帝陛下之骤然崩御与眼下之国难紧密联系在一起，私下言论……颇为激亢，甚至……暗藏危险之思。臣……恳请陛下圣察。”
裕仁停下了缓慢的脚步，目光凝视着不远处一株在凛冽寒风中剧烈摇曳、枝头仅剩几片枯叶顽强不肯凋落的樱花树，沉默良久，仿佛那棵树能给他答案。
他何尝不知道军队中，尤其是陆军内部涌动的那些暗流？
那些以“尊皇讨奸”、“国体护持”为旗帜，实则极度怨恨现行“软弱”外交政策、渴望有朝一日能够复仇雪耻的呼声，如同地层深处奔涌的灼热岩浆，表面上被厚重的岩石压抑着，实则内部压力巨大，随时可能寻找到脆弱的缝隙喷薄而出，毁灭一切。
“朕，知道了。”他最终只吐出了这三个字，声音平静无波，听不出丝毫的喜怒或倾向。
他深深地明白，自己此刻皇位未稳，威望未立，贸然对任何一方势力表态或采取强硬措施，非但无法解决问题，反而可能打破目前这脆弱而危险的平衡，引发难以预料、甚至可能颠覆朝局的巨大混乱。
他需要时间，需要耐心地观察这些臣子们的真实面目和背后盘根错节的关系，更需要在这些纷繁复杂、各怀心思的政治势力中，小心翼翼地甄别和寻找那些真正忠于皇室、忠于他本人，而非仅仅忠于自身派系野心或极端理念的力量。
是采取强硬手段压制这些危险的声音？还是尝试去引导、分化，将其纳入可控的轨道？
他内心充满了犹豫和挣扎，尚未找到一个清晰而稳妥的答案。
这种身居至高之位却深感无力掌控局面的感觉，让他时常感到一种难以言喻的窒息和孤独。
1919年12月10日，柏林，威廉大街，帝国殖民与远东事务办公室。
这是一间充满了典型普鲁士式效率感与严肃气息的办公室，厚重的橡木办公桌，靠墙立着高大的文件柜，墙上最显眼的位置悬挂着一幅极其详尽的远东及太平洋地区大地图。
地图之上，日本本土、朝鲜半岛以及德国抢回来的加罗林群岛、马绍尔群岛等，都被用不同的颜色和醒目的图钉清晰标注。
办公室负责人，国务秘书奥托·冯·施特赖歇尔，一位头发梳理得一丝不苟、目光锐利的中年官员，正端坐在办公桌后，听取着下属们关于远东局势的最新汇报。
“施特赖歇尔阁下，”一名来自军事情报局联络军官率先发言，他手中拿着文件夹。
“根据我方派驻日本各主要港口和军事基地的核查人员本周反馈，日本海军主力舰只的非军事化进程，在表面上基本符合《东京和约》的要求，指定舰艇已被封存或处于我方人员的持续监控之下。”
“但是，其国内，尤其是陆军中下层军官群体中，抵触和怨恨情绪极为强烈。我们监测到，在东京、大阪、福冈等多个城市，秘密的小规模集会时有发生，参与者多为佐尉级军官，讨论内容……充满反德和复仇色彩。”
“经济方面，”接着发言的是一位经济顾问，他推了推眼镜，看着手中的数据报表。
“失去朝鲜、台湾等殖民地和传统市场后，日本出口导向型的工业体系遭受毁灭性打击，大批工厂倒闭或缩减规模，城市失业率急剧攀升，已达到危险水平。”
“农村地区亦因失去部分外部市场和肥料供应而出现饥荒迹象，原敬内阁虽然试图通过发行公债、增加公共开支等手段稳定经济，但收效甚微，财源枯竭，社会动荡的苗头已在多地出现。”
施特赖歇尔面无表情地听着，手指在光滑的桌面上有节奏地轻轻敲击着。
“很好。”他最终开口，声音平稳而冷静，“这正是我们希望看到，并且要继续维持的局面一个被我们亲手拔掉了锋利牙齿和爪子，同时体内还在不断失血、虚弱不堪的老虎。”
他的目光转向办公室内另一位负责文化教育事务的官员，“我们在朝鲜和台完地区推行的‘文化引导’与‘亲和’项目，目前的进展具体如何？”
“进展符合预期，阁下。”那位官员立刻回答，“我们资助建立的首批十所德语示范学校和三所职业技术学校，已经在汉城、仁川等主要城市正式开学，优先录取当地有一定社会地位的精英阶层子弟，教授德语、现代科学知识以及…嗯…符合帝国利益的历史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