雨水将原本就弹坑累累、崎岖不平的土地彻底变成了粘稠深厚、吞噬一切的泥沼，白军士兵们像一群群土拨鼠，蜷缩在积满了浑浊雨水的堑壕里，身上简陋的帆布雨衣或抢来的麻袋片根本无法抵挡无孔不入的湿冷寒气。
许多人脚上的皮靴早已破烂，长时间浸泡在冰冷的泥水里，患上了严重的“战壕玉足”，皮肤溃烂流脓，每走一步都钻心地疼。
呼吸道疾病更是肆虐，阵地上日夜回荡着压抑的咳嗽声，药品，尤其是奎宁和消炎药，极度稀缺，伤兵和病号往往只能依靠自身免疫力硬扛，死亡率高得惊人。
一处刚刚经历过一场连级规模遭遇战的阵地上，硝烟尚未完全散去，空气中混合着硝石、血腥和湿泥的怪味。
几名活下来的白军士兵正麻木地、机械地将战友们残缺不全、沾满泥浆的尸体从坍塌的墙边拖出来，准备集中处理。
一个名叫伊万的下士，呆呆地看着一具被红军狙击手精准地一枪打爆了头颅的同伴尸体，那年轻而惊恐的表情凝固在苍白的脸上。
伊万喃喃自语，声音轻得几乎被雨声掩盖麻木道：
“为什么……我们到底为什么要在这片该死的、离家乡几千俄里的烂泥地里厮杀？为了那个坐在莫斯科温暖宫殿里的沙皇？为了一个我们从未见过的、遥远的‘神圣罗斯’梦想？还是……仅仅为了德国人提供的那些欧元、那些枪炮？”
旁边一个年纪稍长、脸上带着一道狰狞刀疤的军士长，闻声叹了口气，用脏兮兮的袖子抹了把脸上的雨水和泥浆混合物，声音沙哑地劝道：
“别想那么多了，伊万，我的兄弟。在这种鬼地方，想得越多，死得越快，活着，想办法别被对面那些‘赤匪’的子弹或者刺刀干掉，也小心别被自己后方的督战队当成逃兵给枪毙了，就是上帝保佑，就是最大的幸运了，其他的……都他妈的是狗屁。”
不远处，一辆代号“西伯利亚狼”的“野狼”中型坦克，半个履带深深地陷在泥坑里，动弹不得。
一名满身油污的机械师正趴在冰冷的车体上，一边骂骂咧咧地用粗俗的俄语诅咒着这该死的天气和破烂装备，一边徒劳地试图维修一个损坏的变速箱零件，但他手头根本没有合适的替换件，维修进展几乎为零。
坦克车长，一个脸色苍白的中尉，无力地坐在炮塔舱盖上，望着铅灰色、仿佛永无尽头的阴沉天空，以及远处红军阵地上偶尔闪动的、预示着小规模冲突或冷枪冷炮的火光，眼神空洞而迷茫。
这些曾经在平原突击中威风凛凛、被视为胜利象征的钢铁巨兽，在这片无垠的泥泞和残酷的消耗战中，也如同它们的主人一样，失去了往日的锋芒，沦为了陷入困境的沉重负担。
而在红军防线后方十几公里处的一个被征用作为团指挥所的农庄木屋里，情况同样不容乐观。
尽管托洛茨基派出的政治委员们以毫不留情的铁腕手段维持着表面上的纪律任何被视为动摇、失败主义或者仅仅是抱怨的言论，都可能被扣上“反革命”的帽子，然后被战场执法队迅速而无声地处理掉但饥饿、寒冷和持续的巨大伤亡，像瘟疫一样侵蚀着部队的战斗力。
士兵们同样面临着物资极度匮乏的困境，配给的口粮常常不足以果腹，弹药供应时断时紧，尤其是炮弹。
政治委员们不得不像念经一样，反复进行着“保卫十月革命伟大成果”、“彻底粉碎白匪军和外国资本主义干涉军”的激情动员，但这些口号在面对日益沉重的伤亡名单和望不到头的苦难时，其激励效果正在肉眼可见地衰减。
1919年10月18日，日本东京，横须贺海军基地。
投降条款所带来的具体而微的后果，开始如同冰冷的雨水般，一点一滴地渗透进这个国家的肌体。
一队由十余名成员组成的德国军事核查小组，在一名表情冷漠、举止刻板的德军少校率领下，进驻了这个昔日帝国海军的重要枢纽。
他们身着笔挺的灰色军服，臂章上的帝国鹰徽刺眼夺目，对周围那些垂首肃立、目光中交织着屈辱、愤怒与茫然的日本海军官兵视若无睹。
核查人员拿着清单和封条，开始逐一清点、登记停泊在港内或搁浅在船坞里的舰艇，从庞大的战列舰残骸到小小的鱼雷艇都不放过。
在关键的战舰指挥塔、主炮塔和轮机舱入口，他们熟练地贴上了印有德文“GEpRuFt UNd VERSIEGELt”（已检验并封存）字样的白色封条，仿佛在给这些曾经的海上巨兽贴上待价而沽或等待拆解的标签。
昔日这些在太平洋上耀武扬威的帝国海军官兵，此刻只能像犯错的孩子一样，默默地站在一旁，看着自己视若生命的战舰被贴上这些象征着耻辱与失败的标记，许多人死死地低下头，紧握着拳头，指甲因用力而深深掐入掌心，渗出血丝也浑然不觉。
在东京的街头，经济的阵痛开始显现，随着朝鲜、台湾等海外殖民地的瞬间丧失，以及至关重要的海上运输线被德国海军牢牢掌控、近乎中断，来自东南亚的橡胶、石油、锡矿石等维系国家命脉的战略物资供应几乎完全停滞。
依赖进口原材料和海外市场的国内工业，尤其是造船、化工和纺织业，受到了毁灭性的打击，工厂开始大批倒闭或无限期停工，失业率如同失控的野火般迅速攀升。
一种对当下生存和未来生活的普遍性、深层次的担忧与恐惧，迅速取代了战争刚刚结束时那短暂而扭曲的“解脱感”，社会的基调变得灰暗而压抑。
在一些远离主干道的、灯光昏暗的居酒屋深处，或者某些挂着“私人茶室”招牌的隐秘宅邸内。
少数换上了不起眼便装、但眼神依旧锐利如鹰隼的少壮派军官、极端民族主义团体的骨干分子，以及部分对现状极度不满的落魄知识分子，开始秘密地聚集在一起。
他们不再像以前那样公开地、狂热地呼喊口号，而是用更加阴沉、更加怨毒、也更加危险的语气，进行着低声的、充满恨意的交流。
“……奇耻大辱……这是自神武天皇开创基业以来，帝国从未遭受过的奇耻大辱！”一个前陆军大尉将杯中劣质的清酒一饮而尽，酒杯重重地顿在桌上。
“那些躲在东京的政客，那些与欧美勾勾搭搭的财阀巨头……是他们，出卖了国家，背叛了陛下和国民的信任！”另一人咬牙切齿地附和。
“我们失去了朝鲜，失去了台湾，失去了满蒙的生命线……现在，连联合舰队，帝国海军的骄傲，也被……也被阉割了！”声音因激动而颤抖。
“记住今天！记住每一个细节！记住德国人是如何羞辱我们的！总有一天，我们要让那些傲慢的德国佬，让所有在背后嘲笑、轻视我们的人、还有那些支那猪付出十倍、百倍的代价！”
“帝国需要一场新生！一场彻底的、刮骨疗毒般的、清除所有软弱与妥协因子的新生！我们需要真正的、纯粹的武士精神来领导这个国家！”
1919年10月20日，深夜，柏林无忧宫。
白日里象征性的庆祝活动早已结束，城市的喧嚣彻底平息，只剩下秋虫偶尔的鸣叫和远处警卫换岗时规律的脚步声。
然而，林晓却毫无睡意，他独自坐在书房那张宽大的书桌后，面前摊开着来自东线、太平洋新占领区、世界各主要国家首都的最新情报汇总与分析报告。
柔和的台灯光线照亮了他略显疲惫但依旧锐利的双眼，也在地图上投下长长的阴影。
东线那令人焦虑的僵局让他感到一丝深刻的不耐与警惕，沙皇政权的低效、腐败和内部倾轧，以及红军在绝境中展现出的那种近乎野蛮的韧性，都超出了他最初相对乐观的预计。
日本的投降虽然表面上顺利推进，但其国内社会潜藏的那股深刻的仇恨与不甘的暗流，如同未熄灭的余烬，让他无法完全安心。
更让他心生警惕的是，英美法等老牌殖民帝国看似在太平洋问题上保持了沉默，但他们在暗地里的小动作、频繁的外交接触和对潜在不稳定区域的“兴趣”，无不表明他们正在重新评估调整策略，试图在新的格局下为帝国制造新的麻烦。
他不由自主地再次想起了那个反复出现的燃烧的柏林城，坍塌的国会大厦废墟上插满的星条旗、米字旗、三色旗……以及那个在火光映照下，神情冰冷、眼神决绝的“自己”，用近乎虚无的语气说出的那句令人不寒而栗的话语。
“强弩之末……无人有资格审判……”他靠在椅背上，低声重复着梦中的词句，眉头紧紧锁在一起，形成一个深刻的川字。
这究竟是自己长时间处于巨大压力下产生的精神幻觉，还是来自某种超越理性的、对未来的警示？
他站起身，再次踱步到巨大的落地窗前，望着窗外繁星点点、看似永恒宁静的夜空。
“汉斯，”他对着空无一人的、只有书籍和地图陪伴的书房轻声说道，仿佛在对着无形的听众确认自己不可动摇的决心。
“帝国……绝不能停下脚步。无论是庆祝胜利，还是短暂的休整，都只能是瞬间。停滞，哪怕只是一瞬间的松懈，都意味着给对手机会，都意味着……无可挽回的衰落。”
他深吸一口气，仿佛要将窗外清冷的空气和胸中翻腾的思绪一同压入肺腑，然后毅然转身，回到那张承载着帝国命运的书桌前，拿起那支沉重的、镶嵌着帝国鹰徽的钢笔，开始在一张特制的信笺上，清晰地起草给总参谋部、外交部、帝国安全局等一系列核心部门的新指示与命令。
额外内容来自平行时空未来的某场对话：
“听着！若有朝一日帝国真到了山穷水尽、大厦将倾的绝境，所有罪责我一人独揽！所有骂名我一力承担！”
“你们是军人，要守军人的尊严；是父亲，要护家人的周全；是儿子，要尽人子的孝道！不必为败局殉葬，不必为过错自咎！”
“记住！作为帝国的将军，我不要求你们投降或战死！我只要求你们不要像懦夫一样认输不认错，我们骄傲的帝国军队都是有血有肉的帝国迅捷之手！我们只能认错，但不能认输！宁做跪下的德国人，不做抬头的日本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