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道夫将战争未能达到他心目中“完美胜利”的责任，统统归咎于一个模糊而恶毒的“背后的匕首”由“全球犹太资本”和“ks主义蛀虫”构成的阴谋集团。
他描绘了一个纯粹、强大、不受任何“非德意志”元素“污染”的乌托邦，一个应该用铁与血来净化、来统治欧洲的大德意志帝国和真正的生存空间。
他用力挥舞着手臂，仿佛在驱散眼前的迷雾，面部肌肉因激烈的情绪而扭曲，汗水从他那标志性的额发下渗出，沿着脸颊滑落。
他诅咒着，他承诺着，他咆哮着，他将复杂的政治、经济问题简化为一种原始的、充满仇恨的二元对立。
原本嘈杂混乱的啤酒馆渐渐安静下来，只剩下他一个人嘶哑的声音在回荡。
那些原本各怀心思的听众，无论是失意者还是愤怒者，都被这个突然爆发的、受伤的退伍兵身上那种歇斯底里的激情和极端的确信所震慑，所吸引。
那晚聚会结束后，德国工人党的创始人之一，锁匠安东·德莱克斯勒。
悄悄拉过工人党的主要资助人，低声说道，语气中带着难以掩饰的兴奋：“安东，看见了吗？那个奥地利来的中士……他是个天生的鼓动家，一个宝贝！我想，我们找到了我们需要的声音！”
从那个冬天开始，阿道夫彻底融入了德国工人党，并迅速将其视为实现个人野心的绝佳平台。
他不再是那个单纯的、带着任务而来的监视者，而是成为了党内的核心人物，他的影响力与日俱增。
他那套将反犹主义、反ks主义、生存空间论粗暴地混杂在一起的、尚显粗糙的思想体系，在慕尼黑各个昏暗的啤酒馆里——从施滕内克到霍夫勃劳，再到更小的场所——得到了一次次的演练、打磨和强化。
他敏锐地，几乎是本能地，捕捉到了弥漫在底层民众中的普遍情绪：对战争结局的复杂感受、对《凡尔赛条约》的愤怒、对经济动荡和通货膨胀的恐惧、对社会秩序可能崩溃的深层担忧、以及对一个强大有力、能够承诺简单解决方案的“救世主”的渴望。
他将这些复杂而混乱的情绪，简单粗暴地引导向几个明确而具体的“敌人”犹太人、ks主义者、以及国内一切“不纯粹”的因素。
他的演讲技巧也在这一场场喧嚣中日益精进。他学会了如何控制节奏，从低沉而充满威胁的控诉，逐渐拔高到声嘶力竭、仿佛要撕裂喉咙的咆哮，巧妙地调动听众的情绪，如同一个蹩脚却有效的指挥在指挥一支狂热的乐队。
他大量使用简单、重复、富有攻击性和侮辱性的词汇，善于制造非黑即白、你死我活的二元对立局面（我们 vs 他们，纯洁的德意志 vs 堕落的世界，英雄 vs 蛆虫）。
他能让他的听众在短短一两个小时里，从最初的漠不关心或好奇，变得热血沸腾、同仇敌忾，从战后的迷茫失落，变得充满具体的仇恨与一种扭曲的、虚妄的“希望”。
军方政治部的那位少校，偶尔还会收到阿道夫递交的、字迹潦草的汇报，报告中充斥着对“颠覆分子”的严厉指控和对“强化民族意志”、“清除内部毒素”的激进建议。
少校满意地看到，这个线人似乎非常“成功”地“渗透并影响了”那个小党派，使其言论更加“爱国”尽管这种爱国带着极端的、排外的色彩。
但此刻的他并未意识到，他以为自己牢牢操控在手中的工具，正在以一种惊人的速度自主成长，其体内所蕴藏的那种毁灭性的能量，早已远远超出了他所能理解和控制的范畴。
而他还不知道的是，未来他以为的这个可以操控的工具会引发一场惨烈的帝国内战。
时间到了1918年3月末。此时的阿道夫，早已不再是那个需要拐杖支撑的伤兵，而是德国工人党内无可争议的明星演讲者和核心人物之一。
霍夫勃劳啤酒馆，一个比施滕内克更大、更着名的场地，此刻被人群塞得水泄不通。
浑浊的空气在数百人的呼吸和烟雾蒸腾下变得灼热，吊灯的光线透过浓密的烟雾，投射在一张张亢奋或麻木的脸上。
阿道夫站在一张临时充当讲台的厚实木桌上，他没有拿任何讲稿。
他开始了他的表演这确实像一场精心编排却又充满即兴发挥的表演。
他先是低沉地叙述着德意志民族“遭受的背叛”和“潜在的威胁”，声音如同暗流涌动；随后，他的语调逐渐升高，语速加快，如同密集的鼓点；最后，他进入完全忘我的状态，挥舞着拳头，身体前倾，声音嘶哑地爆发出最极端的呐喊：
“…他们告诉我们战争结束了！不！战争从未真正结束！只要还有一个德意志人在这片土地上呼吸，只要我们的血脉和灵魂中还有异族的毒素在侵蚀，战争就永远不会结束！我们需要的是什么？是妥协吗？是谅解吗？不！我们需要的是最终的解决方案！是彻底的清算！是用德意志的火焰，净化这个被污染的世界，建立一个千年不朽的纯粹大德意志帝国！”
“我们需要什么？妥协？谈判？不！我们需要一场清洗！一场彻底的、毫不留情的民族革命！要用铁和血，清除内部的腐朽！要建立一个纯粹的、强大的、只属于我们雅利安人的、能够主宰自己命运的…”
台下，人群的情绪被彻底点燃。他们挥舞着拳头，声嘶力竭地呼喊着他的名字，或者重复着他抛出的那些极端而简短的口号。
一张张面孔因狂热而扭曲，眼睛里闪烁着被煽动起来的仇恨和一种集体性的亢奋。
在这片沸腾的声浪中，个人的理智仿佛被彻底融化，只剩下盲目的追随和情感的宣泄。
在人群的最后方，靠近门口的阴影里，那位陆军政治部的少校独自坐在一张小桌旁，面前放着一杯几乎没动过的啤酒。
他冷静地观察着台上的阿道夫和台下狂热的听众，微微点了点头。在他的评估里，阿道夫成功地“引导”了这些社会失意者的情绪，将他们的不满导向了外部和某些特定的“替罪羊”。
这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维持社会的“稳定”在他看来，将破坏性能量导向外部就是一种有效的维稳手段。
他盘算着如何在自己的报告中描述这次“成功的渗透和影响工作”。
而台上的阿道夫，在震耳欲聋的欢呼和呐喊声中，目光扫过台下那些被他轻易操控的情绪浪潮，内心膨胀的不仅仅是虚荣，更是一种日益清晰的、危险的使命感。
他不再仅仅满足于成为一个出色的演讲者，一个激进党派的头目。他看到了通往权力的捷径一条充分利用和放大民众的恐惧、愤怒与失落，最终登上权力巅峰的道路。
东线战场那块弹片给了他身体上永久的伤疤，而慕尼黑这些烟雾缭绕、喧嚣不断的啤酒馆，则在他偏执而狂热的灵魂深处，刻下了更加深邃、更加致命、终将荼毒整个世界的烙印。
就在这场喧嚣达到顶点的时刻，啤酒馆那扇厚重的木门被悄无声息地推开。
几名穿着不起眼但剪裁合体的黑色风衣、身形壮硕、面无表情的男子，如同幽灵般无声而迅速地挤开密集的人群。
他们的动作协调而高效，目光锐利地扫过全场，最终定格在台上那个仍在声嘶力竭地挥动手臂的身影上。
他们的出现没有引起大多数狂热听众的注意，却像一股突然注入沸水中的冰流，让角落里的少校微微皱起了眉头，也让台上正沉浸于自我神化演讲中的阿道夫，声音不易察觉地顿了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