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组长的询问已经结束，他拿着录音笔和记录本往外走，经过床边时放轻了脚步。“王教授，”他轻声说，“我们会根据记录本上的信息，逐一联系受害者家属。您放心，该道歉的道歉，该赔偿的赔偿，绝不会让这些事石沉大海。”
王教授点点头，从怀里掏出个用红绳系着的小布包，打开一看，是颗牙齿，小小的，已经泛黄。“这是安丫头换的第一颗乳牙，她妈当年特意收着，说等她长大了给她看。后来她妈病逝，就把这个交给我了。”老人把牙小心翼翼地放进念念的襁褓里，“现在该传给孩子了，让他知道，他妈妈是个多好的人。”
念念不知何时醒了，睁着乌溜溜的眼睛看我们，小手突然抓住王教授的手指，咯咯地笑起来。阳光落在他脸上，绒毛都看得清清楚楚，像撒了层金粉。李醒刚好走进来，手里拿着个风车，是用硬纸板和芦苇杆做的，五颜六色的，风一吹就“呼啦啦”转。
“给念念做的，”他把风车放在床头，不好意思地挠挠头，“刚才看见孩子们玩，突然想起安姐以前总说，等出去了，要给孩子买个最大的风车。”
风车转得欢快，影子投在墙上，像朵不停开合的花。我望着念念抓着风车叶片的小手，突然觉得那些沉重的过往，那些刻在记录本上的苦难，都在这旋转的风车里，渐渐变得轻盈。就像安姐说的，再深的黑夜，也挡不住黎明的光；再重的枷锁，也锁不住想开花的渴望。
窗外的老槐树上，麻雀又飞回来了，叽叽喳喳地落在枝头，像是在为旋转的风车伴奏。小石头和伙伴们还在跳皮筋，歌谣声顺着风飘进来：“马兰开花二十一，二五六，二五七……”王教授跟着轻轻哼唱，手指在念念的手心里打着节拍，阳光把他们的影子拉得很长，交叠在一起，像幅温暖的画。
我知道，这场跨越了许多年的噩梦，终于在这个阳光明媚的午后，露出了温柔的尾巴。那些失去的，会以另一种方式回来；那些伤痛的，会被时光慢慢抚平。而我们要做的，就是带着这些光，带着这些爱，继续往前走，走到真正的春天里去。
就像床头的风车，只要风不停，就永远转着，永远向着光的方向。
三个月后，疗养院的废墟上立起了块纪念碑，黑色的花岗岩上刻着密密麻麻的名字，从“0号”到最后一个被解救的孩子，每个名字旁边都嵌着颗小小的向日葵籽。安警官亲手揭的幕，那天风很大，吹得他鬓角的白发直打颤，手里攥着的银锁在阳光下闪着光。
王教授带着念念坐在第一排，孩子已经会爬了，穿着安姐当年没织完的小毛衣，咿咿呀呀地抓着纪念碑底座的花纹。张叔蹲在旁边，往每个名字前的小花盆里撒了把向日葵种子，“这是安丫头托人从外地寄来的品种，说能开成金色的海洋。”
李醒站在稍远的地方，正在给孩子们讲安姐的故事，手里拿着那本泛黄的记录本，阳光透过他年轻的侧脸，把睫毛的影子投在纸页上。扎羊角辫的小姑娘举着铁皮饼干盒，把安姐的信分给每个来悼念的人，“安姐说，看完信要记得笑，因为我们终于自由了。”
我摸着纪念碑上“7号”的刻痕，指尖传来冰凉的触感，却不觉得冷。身后传来脚步声，安警官走过来，递给我一个信封，“这是专项组整理的最后一批材料，所有涉案人员都判了刑，那些被找到的家属，也都拿到了迟来的道歉。”
信封里掉出张照片，是安姐抱着婴儿站在芦苇荡边，阳光落在她笑脸上，像镀了层金边。照片背面有行字，是安姐的笔迹：“愿每个孩子都能在阳光下奔跑，不用记得编号，只用记得自己的名字。”
风突然大了，吹得向日葵种子在花盆里轻轻颤动，像是有什么东西要破土而出。念念突然咯咯笑起来，小手指向天空，那里有无数只风筝在飞，有李醒做的风车风筝，有小石头画的小熊风筝，还有只最大的向日葵风筝，线握在王教授手里，飞得最高，像在触碰云端的光。
纪念碑前的人群渐渐散去，留下我们几个坐在草地上，看着夕阳把天空染成金红。李醒突然开口：“等明年向日葵开了，我们就把念念的名字刻上去，不写编号，就写‘念念，安欣的孩子’。”
王教授点点头，把念念举过头顶，孩子的笑声像风铃一样脆：“还要告诉孩子，他妈妈不是编号，是安欣，是永远向着光的人。”
我望着远处的芦苇荡，那里的水已经变清，倒映着漫天晚霞，像块巨大的调色盘。突然明白，所谓结束，不是遗忘，是把那些沉重的名字轻轻放下，带着他们的期盼，好好地活下去——活成他们没机会活成的样子，活在他们用生命换来的阳光下。
风穿过芦苇荡，传来“沙沙”的响，像安姐在说“再见”。我们挥了挥手，不是告别过去，是向着未来。
明年春天，这里会开满向日葵吧。金色的花海会漫过纪念碑，漫过废墟，漫过所有伤痛的痕迹，只留下光，留下笑，留下每个被记住的名字，在风里轻轻摇曳，永远向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