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人总会，
陈九有些疲惫，黑眼圈很重，站在地图前，目光落在南洋那片星罗棋布的岛屿上，久久未动。
坐在他对面沙发上的，是一个三十多岁的男人。
他穿着一身剪裁合体的格子呢西装，鼻梁上架着一副眼镜，擦得锃亮的牛皮鞋。
他坐姿笔挺，气质儒雅，并不紧张。
他叫董其德，广东宝安人。
一个在香港中央书院启蒙，后被教会资助，远赴英国曼彻斯特维多利亚大学攻读机械工程与经济学的“天之骄子”。
毕业后，他进入香港一家英资的铁路与港口工程公司，凭借着出色的技术与管理才能，年纪轻轻便已是公司的技术总管。
此人是伍廷芳挖掘，他非常关注香港华人总会的局势。这次前来，也是伍廷芳多次相邀。
“欲展平生所学，非此地不可。”
他来了。带着满腹的疑惑与一丝被挑起的野心。
“董先生，”
陈九开口，“在香港，替英国人修铁路，建码头，感觉如何？”
董其德推了推眼镜，“自然是薪水优渥，地位体面。”
他说完，却没忍住自嘲地笑了一下，两人对视，尽在不言中。
“我查过你的底细，”
陈九接着说，“你在英国，不仅学了工程，还辅修了经济学和国际关系。你的毕业论文，是关于荷兰东印度公司在南洋的殖民体系分析。所以，我今天想听的，不是技术，是局。”
“我就直说，我要在南洋落子。你告诉我，1879年的南洋，是一盘什么样的棋局？”
董其德豪不意外，来之前就有心理预期。
“陈先生，”他放下了茶杯，
“您问的不是一盘棋，而是三盘。三盘棋局层层嵌套，互为因果，共同构成了今日南洋之困局，亦是……破局之所在。”
“第一盘棋，也是最表层的一盘，是地缘政治的棋局。棋盘，是整个南洋；棋手，则是泰西列强。”
董其德的声音平稳而清晰，显然早有腹稿。
“这盘棋的主角，有三位，或者说，两位半。他们分别是大英帝国、荷兰殖民帝国，以及一个野心勃勃的后来者，法兰西第三共和国。”
“第一位棋手，英国人。”他的手指在空中虚划出一个轮廓，“他们是这盘棋的执牛耳者，一个精于算计，步步为营的棋手。他们的战略核心，不在于一城一地的得失，而在于控制全局，也就是对海上生命线的绝对掌控。”
“他们的棋眼，在海峡殖民地，即新加坡、槟城和马六甲。这三颗钉子，死死地扼住了马六甲海峡的咽喉。我听说陈先生您是行过船的人，又是远洋轮船公司的董事，想必比我更清楚，控制了这里，就等于控制了从印度洋通往东亚的所有航路。他们的皇家海军远东舰队以此为基地，确保其与大清国、与东瀛的贸易航线畅通无阻。”
“在棋盘的侧翼，即马来半岛，英国人的殖民手段则不同，名曰参政司制度。他们不像法国人那样急于吞并，而是利用当地苏丹的内斗，在霹雳（perak 马来语）、雪兰莪（Sengor 马来语）等地，派驻一位英国顾问。名为顾问，实则掌控了各邦的财政、税收与法律。苏丹保留了尊荣，却失去了实权，成了被供养的傀儡。用最小的成本，攫取了最丰厚的锡矿资源。”
“陈先生您也知道，马来半岛是如今世界最大的锡矿产区。锡是制造罐头、合金和机器润滑剂的关键原料。如今的工业化离不开锡矿。同时，马来的锡矿也催生了两大华人势力，义兴和海山。”
“义兴是广府人的洪门组织，势力已遍布整个马来半岛的锡矿区，尤其是在霹雳州的拉律和雪兰莪州的吉隆坡等地，拥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海山公司是以客家人为主体的公司，字面意思是海与山，象征着客家人从大海彼岸而来，在深山之中开矿谋生的艰辛历程。它同样也是天地会的一个分支，但在组织形式和成员构成上，与义兴有着显着的区别。”
“两方都是几千人的洪门组织，在拉律打了十年血腥战争，几年前，刚刚被英国人调停。两大势力依旧控制着绝大多数的矿场和劳工，是马来半岛最重要的主体。”
“我听说，陈先生是旧金山义兴公司的龙头，对这些洪门往事，想必比我清楚得多。”
陈九依旧没说话，给他添上了热茶。
义兴，是洪门里面的一个重要名号，意为“义气兴盛”。
两者虽然都是海外洪门分支，但联系并不紧密，赵镇岳还曾遣人联络过，但也仅限于此。
事实上，英国人深度介入之后，两家大公司已经从地方的武装割据势力慢慢变成了实质性的公司，因为他们也不敢惹英国人，只好缩头当鹌鹑，被英国官员监视着。
董其德继续说道，
“而在更北边的婆罗洲和缅甸，英国人的落子同样精准。在北婆罗洲，他们通过英国北婆罗洲公司这样的商业实体，从文莱和苏禄苏丹手中租借大片土地，将商业行为转化为事实上的领土扩张。在缅甸，两次英缅战争之后，他们已吞并下缅甸沿海所有重要港口。如今，正对内陆的贡榜王朝虎视眈眈，随时准备完成最后的吞并。”
“第二位棋手，荷兰人。”
“如果说英国人是精明的棋手，那荷兰人，就像一头年迈但余威犹在的困兽。他们占据着南洋最广袤的土地——荷属东印度（也就是今天的印度尼西亚）。但他们的统治，却建立在最直接，最残酷的压榨之上。”
“其核心，在爪哇。自1830年以来推行的强迫种植制度，将整个爪哇岛变成了荷兰的巨大种植园，咖啡、蔗糖源源不断地运往欧洲，支撑着荷兰本土的工业。但这头困兽，如今正被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拖得精疲力尽，那就是亚齐战争。”
“在苏门答腊北端的亚齐，骁勇的亚齐人依托伊斯兰信仰和丛林，与荷兰殖民军血战多年。这场战争消耗了荷兰巨额的国力，也牵制了他们大部分的精力，使得他们在与英国人的竞争中，处处显得力不从心，只能被动防守。”
“荷兰人急于寻找新的贸易突破口。”
“第三位，也是半个棋手，法国人。”
董其德推了推眼镜，“我称其为半个，是因为相比英荷两国，他们在南洋的根基尚浅，但其扩张的欲望却最为炽烈。普法战争的失败，让他们急于在海外寻找胜利，以重振国威。他们的棋盘，在中南半岛，即所谓的法属印度支那。”
“他们的核心据点，在交趾支那，即越南南部，以西贡为中心。并早已将柬埔寨变为其保护国。如今，他们的利爪，正伸向越南的北部，即东京（tonk）。1874年的《第二次西贡条约》，已经让他们获得了在红河流域的驻军和通商权。这盘棋，在他们看来，已经接近收官。他们的最终目的，昭然若揭。”
陈九的目光微微一动，他知道，董其德即将点出那最核心的动机。
“除了这三位主要棋手，”董其德补充道，“棋盘上还有几股不可忽视的力量。日薄西山的西班牙帝国，依旧占据着菲律宾，但其统治已是内忧外患。而在所有这些殖民势力的夹缝中，暹罗王国（泰国），在朱拉隆功国王的领导下，正艰难地推行改革，以圆滑的外交手法周旋于英法之间，勉力维持着独立。此外，便是星罗棋布的各个苏丹国、以及……我们华人自己建立的，如同风中残烛的兰芳共和国。”
“陈先生，看清了棋盘上的棋子，我想为您解释第二个问题：他们为何要下这盘棋？这便是第二盘棋局，一盘关于经济与战略的棋局。”
“其根源，可以用四个字概括：工业革命。”
“19世纪下半叶，泰西诸国的工厂如同贪婪的巨兽，它们需要两样东西来喂养：原材料和市场。而南洋，恰好是这个世界上最丰盛的餐桌。”
“原材料方面，”董其德的语速开始加快，“马来半岛的锡矿，是制造罐头和机器润滑剂的关键。荷属东印度的咖啡、蔗糖、香料，是欧洲人餐桌上不可或缺的奢侈品。这些，都是驱动他们前来的最原始的动力。”
“市场方面， 同样如此。曼彻斯特的纺织厂生产出的棉布，伯明翰的工厂锻造出的铁器，需要倾销的市场。南洋数以千万计的人口，在他们眼中，就是一个尚未被开发的巨大金矿。殖民，便是要将这里变成他们经济体系的一部分，形成一个原材料产地到商品倾销市场的完美链条。”
“用你的东西生产，产品再卖给你，如此源源不断地进行收割。”
“除了经济，便是战略。”
他的手指在地图上那条狭长的马六甲海峡上划过，“这里是世界的咽喉，是连接两大洋的十字路口。谁控制了这里，谁就能主宰远东的贸易。英国人对此心知肚明，所以他们不惜一切代价也要守住新加坡。”
“而另一个更隐秘的战略动机，便是以南洋为跳板，撬开一个更庞大、更古老帝国的后门。这个帝国，就是大清。”
陈九的眼神一凝，他知道，董其德触及到了问题的核心。
“这便引出了第三盘，也是最关键的一盘棋。”
“第三盘棋，陈先生，是一盘心理战，一盘建立在想象与贪婪之上的棋局。我称之为中国市场神话。”
“自马可·波罗以来，契丹在西洋人心中，便是财富的代名词。到了远洋时代，当他们得知大清国拥有四亿人口时，这个神话便被推向了顶峰。一个简单而又致命的算术题，在欧洲的每一个商会里被反复计算：只要能让四亿中国人每人买一件我们的商品，我们就能发财。”
“这个逻辑，简单到无法抗拒。我在英国时，报纸上一个曼彻斯特的纺织商曾狂言：只要能让每个中国人的衬衫下摆加长一英寸，我们工厂的纱锭就要日夜不停地转上好几年！这个神话，忽略了文化、购买力、经济结构等一切现实因素，却成为了驱动帝国扩张最强大的心理燃料。”
“然而，当鸦片战争打开了广州、上海等沿海口岸后，他们失望地发现，神话并未成真。除了鸦片，他们的工业品在中国销路惨淡。甚至现在鸦片都卖不出去了，为何？”
“首先，我大清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对洋货需求不大。其二，洋货入关，必须经买办和中间商代为走通关节，一层一层，虽然最终售价是几倍的利润，但洋人拿不到。离开买办，他们的货连手续都走不完，只能被层层盘剥。
最后，也是最致命的，是清廷的内部关税，也就是厘金。一件商品从上海运往内陆，沿途关卡重重，税负高到无法承受。”
“沿海的失败，并未让他们放弃神话，反而让他们产生了一个新的执念：寻找通往中国内陆的捷径。”
董其德站起身，走到了那幅巨大的世界地图前。
“他们认为，真正的市场在广袤的内陆，必须绕开清政府控制的沿海口岸和官僚体系。于是，法国人，将目光投向了越南的红河。他们狂热地相信，只要打通这条河，就能将他们的商品直接运抵富庶的云南。这，便是他们不惜一切代价也要征服越南东京的根本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