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看，这刘永福，是个能成事的人。
他有地盘，有钱粮，手底下有一帮敢死的老兄弟。如今法国人压得越来越紧，他肯定也急着找新的靠山和路子。
咱们要是能跟他搭上线，送些枪炮、药品过去，不止是能赚一笔，更是等于在南边，安插了一支耳目。
这事儿，我看能做。”
陈九点了点头，
太平天国起事过去这么久，还在全方位地影响着世界各地，这些天国老兵，还在苦苦求存，属实有血性。
他看了一眼伍廷芳，示意这个华人大律师开口，
“陈先生，关于法国在安南之动向，我整合了香港方面的英文报纸、怡和洋行的内部讯息，以及一些从西贡、海防传回的零散情报，辅以国际公法之原则，做了一些分析和推论。
法人之所为，绝非一时之贪念，恐怕也是一场蓄谋已久的殖民征服。
法人在安南的一切行动，皆以1874年与安南阮朝签订的第二次西贡条约为法律基石。表面上，该条约承认安南为独立自主之国，并与法国建立友好邦交。
但细节足见法国人的野心，条约强迫安南开放红河为通商口岸，并允许法国在河内、海防等地驻扎领事与军队。
这在《万国公法》的框架下，是一种典型的不平等条约。
法人正是利用保护通商权益，维护领事安全等看似合法的借口，不断扩大其军事实力，干涉安南内政。
他们将条约从一份商业协议，变成了一份军事占领的授权书。每当黑旗军或安南地方武装反抗，他们便指责安南违约，从而为其进一步的军事行动制造法理依据。
法人在安南不惜血本，恐怕他们的根本动机并非安南本地的稻米或煤炭，而是那条传说中通往云南的黄金水道——红河。
我在伦敦学习时，听到欧洲商界流传着一个说法：谁能控制红河，谁就能打开国内西南部那片广袤富庶、尚未被开发的市场。
云南的锡矿、丝绸、茶叶，对他们而言是无法抗拒的诱惑。
因此，我推断，法国人所有的军事行动，都围绕着确保红河航道的绝对安全与畅通展开。刘永福的黑旗军盘踞于红河上游，对商船征税，这在法人眼中，无异于海盗行为，是其商业帝国蓝图上必须拔除的钉子。他们需要的不仅是通航权，而是绝对的控制权。
还有，这里就不得不提英国人了。
英国已通过香港、新加坡和缅甸，牢牢控制了进入华南门户和西部通道。法国若能拿下安南，并打通红河路线，便等于在英国的势力范围上，楔入了一枚钉子，为其在远东的殖民扩张开辟了一个全新的战略方向。
所以，我说法国在安南的行动，不仅是经济行为，更是殖民行动。
他们每前进一步，都是在试探英国和清廷的底线。
香港的舆论也对此事高度关注，我看英国虽然表面中立，但绝不乐见法国在自己的卧榻之侧建立一个强大的殖民据点。
陈先生，我看法国人绝不会满足现在的地盘，将来肯定要彻底北上，占据整个安南，甚至染指广西，云南。
刘永福的黑旗军，虽能一时迟滞其兵锋，但终究无法改变大局。
我个人判断，清廷和法国在安南的正面冲突，已是无可避免。我们在此事上的任何决策，都必须建立在这一残酷的现实判断之上。
我们面对的，是一个强大、贪婪且极度善于运用现代国家机器的对手。
任何轻视，都将是致命的。”
陈九面色沉重，在一边落座。
前脚刚把荷兰人视为目标，现在又面临法国人。
安南的事，是否要插一脚，帮刘传福？
陈秉章在一边旁听许久，开口道，“我去试探了一些香港华商的想法和态度。”
“香港虽小，却是消息汇通之地。每日里，许多关于法军动向的电报、信函经由此地传往各地，本地会馆和商人也都十分关心此事。
这些华商，绝非不问世事的生意人。他们的身家性命，与南洋的局势早已捆绑在了一起。
哪一个在香港叫得上名号的大商行，在南洋没有自己的生意？
从海防的米行、布庄，到西贡的药材铺、钱庄，再到更南边的种植园，都仰赖着那条商路。
法国人如今在安南横行霸道，假如战火一起，航路一断，他们的货船就成了漂在海上的银元，随时可能沉入海底。
我亲耳听见，东华医院的一位董事，拍着桌子大骂，说他运往云贵的两船棉纱，因为战事被堵在海防，霉烂在仓库里，损失了上万两雪花银。他指天发誓，说朝廷若再不出兵，他就要自己买炮，把法国人的商船也打沉在珠江口！”
“嘴上说来轻巧，可是真要开打，谁又敢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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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时代，最重要的是什么？
陈九已经看的非常清楚，是船，是蒸汽船，是铁甲船，是自己的船。
他们是背井离乡之人，始终无法堂堂正正地回到故土。
走到今天这个位置，其实选择已经很少。
作为海外最大的会党魁首，作为整个华南地区最大的契约华工贸易的掌舵人，作为在海外经商的大商人，他一旦公开进入故土活动，就已经被视为莫大的挑衅。
两广总督能容他，是因为两广独特的局势。
广东留下的致公堂的人手和盐枭邹叔合作的生意运行日久，加上广东的金山客众多，谈及对两广的情报，陈九并不模糊。
两广地区，尤其是广东，作为大清对外贸易的中心之一，本应是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地。
然而，由于太平天国运动以来军费开支巨大，加之各省财政截留现象严重，清廷常将广东的财政收入调拨至他处，导致本地府库空虚。
广东“库储实空，出入不能相抵”。
海外局势剧烈变化，海防的重要性日益凸显。
日本吞并琉球，法兰西则在安南不断扩张势力。
两广也在想方设法加强海防、编练新军、购置军械。
但这每一项都需要巨额的资金投入，于是各种捐税，如“海防捐”等络绎不绝，民间怨声载道。
三合会在民间泛滥，地方冲突层出不穷，地方官员的主要精力之一，便是弹压地方，维护基础秩序，防止零星的冲突演变为大规模的动乱。
刘坤一之所以能容忍他在港澳活动，也是他切切实实地带来了好处，财政收入和社会维稳。
但跳出框架之外，想做一些其他的事，一旦被发现，也一样是灭顶之灾。
港澳的三合会如今都在总会很多人的眼中钉肉中刺。
澳葡政府对他是眼不见心不烦，保持默认的态度。港英政府得益于新任总督的开明政策，给予了华人总会许多便利。
但是，在华人社会的中间层，士绅和大华商是格外不满。
陈九不仅抢走了最具价值的贸易品——“人”，同时也抢走了他们在华社中赖以生存的体面，那就是话语权。
华社之间的利益争抢，终究还只是内部纷争。与洋人之间，与大清之间的关系，已经成为重中之重。
局势如同烈火烹油，不进则退。
归根到底，在被蒸汽船前所未有地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时代，面对一个垂垂老矣的国家，面对一片广袤无际的土地，又是远洋殖民的黄金时代，谁能忍住不心动。
你不下手，别人就会下手。
别人下手增强了国力，反过来自己就是新的肥肉。
大家都是彼此彼此，都是拼命发展殖民地的时代。
作为华人的一份子，陈九同样也是无法独善其身。
要不然，就是给某个远洋帝国当狗，要么就是扞卫华人这杆大旗，没有别的路可走。
如今，他扛了海外华人这面大旗，有些事就必须要做。
然而，这艘船一旦驶出，便意味着他将立刻闯入由西方列强主导的、更为广阔和凶险的深海。
他眼下这个由华人主导的远洋贸易集团将直接从与地方士绅、商人政客的斗争，升级为与老牌殖民帝国在全球范围内的直接博弈。
前路将不再是简单的“求活”，而是一场真正的、以一个族群的命运为赌注的“民族运道之战”。
前途必将是惊涛骇浪。
陈九在总会的这间房里闭目沉思良久，终于开口。
“让黄阿贵从澳门过来一趟，让阿彬哥也从南洋先折返回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