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又是如何冒领功劳，在父亲和其他利益集团心照不宣的默许下，他站上了领奖台，成为了城市英雄。
一个伟大的、光鲜的、受人爱戴的父亲，背后却是一个贪婪、冷酷的魔鬼。
如何在码头扩建案上侵吞财政款项，如何收取回扣，如何利用政策打击政敌。
一个表面上维护正义、揭露真相的英雄儿子，最终却被自己治下保护的渔民所“谋杀”。
威尔逊决定将这本书命名为《市长之子》。
他的写作风格，依然保持着那种被评论家们称赞的“克制”与“冷静”。他从不用“贪婪的”、“邪恶的”这类形容词。他只是平静地叙述：
“…九月三日，阿尔沃德市长签署了第七号码头的扩建法案，该工程的中标方是西部联合建设公司。随后，市长夫人的个人银行账户上，收到了一笔来自德国公司的五万美元汇款。
“卡尔·阿尔沃德上尉在写给未婚妻的信中多次提到，他对第七号码头附近日益猖獗的鸦片走私感到极度的忧虑与困惑，也因此他采取了一些更激烈的手段……”
所有的判断权，都交给了读者。
1876年秋天，《市长之子》在全国同步发售。
这一次，读者的反应爆炸了。
在东海岸，这本书最初只是被当作一本情节曲折的政治惊悚小说。
但在西海岸，在旧金山时，整座城市都被点燃了。
人们疯了。
他们拿着书，走上街头，对着市政厅、对着那些报纸上常见的富商豪宅指指点点。
书中的每一个虚构的角色，都被进行了地毯式的“索隐”和“解密”。
“西部联合建设公司”就是负责码头扩建，采购机械的公司！那个叫雷诺兹的议员，就是议长布莱恩特！那个被灭口的妓女，就是之前在大桥上失足坠海的那个舞女！
这本书成了一面照妖镜，照出了城市光鲜外表下所有的烂疮和脓包。
它也成了一把钥匙，为普通民众打开了一扇窥探上流社会真实运作方式的窗口。
他们震惊地发现，那些平日里在教堂做礼拜、在慈善晚宴上发表演讲的“城市栋梁”，私下里竟是如此的不堪。
加州的报纸分成了泾渭分明的两个阵营。《纪事报》这样深受政党影响的大报，连续数周用整个版面来“解读”威尔逊的小说，一一反驳其中的某些事件。
而那些被铁路大亨和银行家控制的报纸，则对威尔逊发起了最恶毒的攻击。他们称他为“东海岸来的骗子”、“靠谎言和诽谤牟利的文学投机贩”，他们甚至雇佣私家侦探，试图挖出他的黑料，但除了他曾经给小报写稿的经历外，一无所获。
这种攻击，反而为他做了最好的宣传。
威尔逊的读者，那些在经济危机中失去工作、对现实充满愤怒的普通人，将他视作代言人。成千上万封读者来信涌向出版社。一个失业的铁路工人写道：“威尔逊先生，谢谢您。您写出了我们所有人的心声。我们早就知道那些大亨和政客是一伙的，抢走了属于我们的活路。但我们没有证据，也没有人听我们说话。是您，给了我们声音。”
一个孩子的母亲写道：“我无法想象一个市长和市长儿子会如此。我为那个犯谋杀罪的渔民流泪，也为这个城市的堕落而感到悲哀。愿上帝保佑您，让您能继续为我们书写真相。”
这本书，成了席卷全国的大罢工的导火索。
被奉为底层劳工的精神象征，即便是那些不识字的人也都完整地听完过整个故事。
每一间廉价酒馆，都必定有人大声朗读这间小说。
他们对报纸上一些文学评论嗤之以鼻，有很多小说家发表评论，说威尔逊的小说和文字没有任何文学性可言，纯粹是太过写实，太有代入感。
并且说威尔逊的小说，有十分明显的“煽动性”。
威尔逊看着这些信，心中五味杂陈。
他只是一个复述者，一个被线牵着的木偶。真正的英雄，或者说，真正的魔鬼，是那个给他所有资料的陈九。他才是那个导演了整场大戏的人。
随之而来的，是名利和危险。
《市长之子》的销量突破了五十万册。威尔逊的名字变得家喻户晓。版税像潮水般涌入他的银行账户。他重新过上了那种他曾以为永远失去的奢侈生活。
但危险也如影随形。
匿名的威胁信开始出现，有的信封里装着一颗子弹，有的画着一个被吊死的火柴人。他在餐厅吃饭时，会有一个衣着体面的陌生人“不经意”地撞到他，在他耳边低语：“有些人，不喜欢被人写进故事里。”
他还经历了两次暗杀，被陈九派出的人打退。
他开始失眠，整夜整夜地做噩梦。
他知道自己并非什么文学天才，只是一个投机取巧的骗子，一个精准地抓住了时代情绪、并将其无限放大的煽动者。
他所有的“才华”，都建立在陈九提供的那一堆堆真实得令人发指的文件之上。
他爱上了这种成功带来的眩晕感，却也憎恨这种被操控的无力感。
写完《市长之子》后，威尔逊曾有过一丝幻想，或许可以就此收手。他已经有了足够的钱，下半辈子可以衣食无忧。他可以试着去写一些真正属于自己的、无关政治、无关阴谋的东西。
但陈九没有给他这个机会。
他拿来了第三份，也是迄今为止最危险的一份文件。
关于一个名叫汉森的美国间谍，如何在加州共济会的策划下，甚至在总统府高层的支持下，潜入英属哥伦比亚，试图策划一场合并运动，最终让美国将其吞并的完整记录。
这不再是城市内部的腐败，这是国家层面的阴谋，是国际间谍活动。
如果说《市长之子》是往旧金山的池塘里扔了一块巨石，那么写这个故事，就是往美国和不列颠帝国之间那片看似平静的海域，掀起海啸。
他犹豫了。
他回电报拒绝了他，说这个题材太危险，自己处理不了。
陈九的回电只有一句话：“你已经没有选择。看看你收到的威胁信，那些被你毁掉的人，你觉得他们会放过一个瘦弱的作家吗？没有我提供的住所和保护，你明天就会死。”
他开始动笔写《哥伦比亚阴谋》。
这是在为民除害，还是在叛国？
他揭露的虽然是政府的阴暗面，但这个故事一旦发表，势必会损害美国的国际声誉，甚至可能引发外交冲突。
他的读者会怎么想？那些曾将他视为民众英雄的读者，当他们发现他开始“攻击”自己国家的“爱国行为”时，还会支持他吗？
为了克服这种心理障碍，威尔逊将自己完全代入了一个记录者的角色。他不去想后果，只专注于事实本身。他把自己想象成一部机器，将陈九输入给他的信息，精准地转化成冷静的、不带感情的文字。
汉森，在他的笔下，不是一个传统的英雄或恶棍。他是一个工具，一个被“昭昭天命”这个宏大概念所驱动的、失去了个人情感的国家机器零件。
威尔逊详细地描绘他如何收买英国官员，如何伪造身份，如何蛊惑印第安人和当地华人，如何走私军火，如何策划袭击活动。
现在，这本书终于问世了。
它即将在陈九的授意下，在美国和英国之间搅动风云。
威尔逊已经写了好几本小说，他早已经意识到，有些事，一旦大规模传播，就会无限被放大，引起即便是当事人也意想不到的舆论。
《黄土之下》给美国白人介绍苦力贸易，华工的故事，《市长儿子》挑动资本家、政客和底层民众对立，引发罢工。
这次又想做什么？
————————————
美国南方，
重建时期的理想主义在血腥暴力中土崩瓦解。
随着联邦军队撤离南方各州，原本在共和党支持下建立的黑人自治组织成为白人至上主义者的眼中钉。
在路易斯安那州的科尔法克斯，1873年的大屠杀阴影未散，而到1878年，私刑已成为白人暴徒“维持秩序”的日常手段。
黑人选举权名存实亡，陪审团中鲜有黑人身影，甚至敢于为黑人辩护的白人法官也会收到绞刑威胁。
在田纳西州孟菲斯，曾担任地方税务官的黑人议员以利亚·约翰逊在1878年11月遭蒙面枪手射杀于自宅门前，凶手留下的纸条上写着“黑鬼不该碰选票”。
同月，南卡罗来纳州一名支持黑人教育的白人教师萨拉·惠特曼被吊死在教室黑板上，尸体旁涂鸦着“叛徒”。
这些格雷夫斯都心知肚明，否则他不会像一个丧家之犬一样躲在这片土坡
作为南方最大的黑人自治组织和南方共和党之间的联络人，作为一个白人，他现在是几个州白人组织的头号通缉犯。
有一整支骑兵队伍在他屁股后面追杀。
“真特么该死，一群野狗。”
格雷夫斯喘了口气，又踉踉跄跄地跑了起来。
——————————
曾参与重建时期立法工作的一个牧师哈提出了“向堪萨斯迁徙”的计划。
他在密西西比河畔的隐秘聚会中宣讲：“如果政府无法保护我们，我们必须走向自由之地！”
这一号召迅速在黑人社区传播，但迁徙之路充满危险：白人种植园主为防止劳动力流失，派武装队封锁道路，宣称“黑鬼的脚属于棉花田”。
卡西米尔拍板，带着三百名卫队为迁徙之路作护卫武装。
与此同时，联邦政府的矛盾态度加剧了混乱。
总统虽公开谴责南方暴行并起诉用暴力阻止黑人选举的凶徒，但在民主党占据上风，控制国会后，不断试图撤销联邦监督选举的法案。
“国家和政府已经帮不了我们了。”
卡西米尔高喊，更多黑人加入迁徙队伍。
到1878年末，前前后后约2000多名黑人组成了“自由列车”，进行北迁路线，计划沿密西西比河北上至堪萨斯州。
那里曾是废奴主义据点，且《宅地法》允许垦荒者获得土地。
卡西米尔的黑人自治城镇和格雷夫斯的参政计划在这一年，全部宣告破产。
卡西米尔在日记中写道：“或许堪萨斯不是终点，但我们必须让下一代知道，有人曾试图走向光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