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J.威尔逊站在他新的公寓书房的窗前。
玻璃上凝结着一层薄薄的水汽，那些奔跑叫卖的报童。
他们的喊声穿透双层玻璃，隐约可闻，
“号外！号外！小说家威尔逊新作《哥伦比亚阴谋》今日发售！”
“《先驱报》独家评论！J.J. 威尔逊——用冰冷文字解剖美国的大作家！”
威尔逊的嘴角勾起，忍不住有些得意。
他的公寓在这栋大楼的顶层，墙上挂着精美的风景油画，架子上还有他去东方珍宝行买的青花瓷，书架上塞满了精装书籍，其中一些他甚至从未翻阅过。
书桌上摊开着今天的几份报纸，头版的位置，无一例外都印刷着关于他新书的评论和报道。
“J.J. 威尔逊先生的笔，不带一丝华丽，摒弃了多愁善感的情绪。
他像一位医生，或是一位严谨的法官，将这个国家肉体上溃烂流脓的伤口，冷静地展示给世人看。
他的文字是克制的，是精准的，充满了令人不寒而栗的纪实力量。
在读《哥伦比亚阴谋》时，你不会为主角的爱国情怀而热血沸腾，却会为国家利益这台庞大机器的冷酷无情而脊背发凉。
他不是在写小说，他是在记录一份我们所有人都不敢承认的，关于我们自己的征服的野心……”
评论家先生显然是高估了威尔逊。
他并非什么医生，法官。
真正的执刀人，在巴尔巴利海岸。
威尔逊的目光从报纸上移开，落在壁炉架上。
那里并排摆放着两本书，是他过去五年人生的基石。
一本的封面设计得极为压抑，一个悲伤的年轻人站在一座宏伟的市政厅前的剪影，书名是《市长之子》（the ayors Son）。
另一本的封面则更加黑暗，仅仅描绘了一艘在黑夜怒海中颠簸的轮船，几个瘦骨嶙峋的人影蜷缩在甲板的阴影里，书名是《黄土之下》（Uhe Yellow Earth）。
正是这两本书，将他这个破产之后，曾在布鲁克林桥下瑟瑟发抖的流浪汉，重新变成了“文学大师”。
它们为他赢得了财富，声望，以及足以让他在深夜惊醒的恐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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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年前，旧金山，巴尔巴利海岸。
当J.J.威尔逊被几个华人请到那间“金山斗场”的老板办公室时，他身上所有的家当，只剩一支作为房费抵押的象牙蘸水笔和满身的疲惫。
他以为自己找到了救命稻草，一个可以让他东山再起的故事源泉。
他怎么也想不到，
那个把他从一个落魄记者拉扯起来的年轻人陈九，给他的不是故事，而是三份沉甸甸的，足以压垮任何一个普通人的“真相”。
第一份真相，是一个被装在麻袋里、浑身是伤的囚犯。一个名叫黄四的人口贩子。
陈九将威尔逊安置在南滩那家改造成私人卫队营地的厂房里。
威尔逊的工作，就是“采访”黄四。
那根本不是采访，那是一场精神上的酷刑，对威尔逊，也对黄四。
黄四被关在工厂深处。
每天，陈九的手下，那个名叫阿才的、眼神凶狠的年轻人，会把他像拖一条死狗一样拖出来，扔在威尔逊面前的椅子上。
黄四的身上总是带着新的伤痕，但他的眼神，却是一种令人费解的、介于麻木和怨毒之间的状态。
“问吧，威尔逊先生，”阿才总是用他那蹩脚的英语冷冷地说道，“九爷说了，只要留他一口气，随便你怎么折磨他。”
威尔逊并非一个心狠手辣的人，他本质上只是一个记者。他试图用正常的采访方式开始。“黄先生，你能告诉我你是如何开始这门生意的吗？”
回应他的是一口带血的唾沫，和一连串他听不懂的粤语咒骂。
威尔逊的耐心很快被耗尽。
对成功的渴望，如同饥饿一般啃噬着他的理智，这是最好的催化剂。
他开始学习阿才的方式，用剥夺睡眠、用冰水、用语言上的羞辱来摧毁囚犯的意志。
他惊讶地发现自己在这方面竟有种病态的天赋。他用最恶毒的语言描绘黄四死后会下什么样的地狱，描绘他的家人会遭到怎样的报应。
终于，在一个星期后，那个凶悍的罪犯崩溃了。
他开始讲述，断断续续，颠三倒四。
他讲述自己如何从广州街头混社会，遭人欺辱，又是如何靠着出卖同乡，将他们骗上开往澳门的赌船，从而赚到第一桶金。
他讲述那些被称为“猪仔”的同胞，如何像牲口一样被塞进底舱，在数月的航行中，因为疾病、饥饿和绝望而死去大半。
他甚至用一种炫耀般的语气，描述他如何打通了古巴种植园主和秘鲁鸟粪矿主的关系，将一个个活生生的人，明码标价，变成种植园里会被活活累死的消耗品。
威尔逊强迫自己不去感受那种生理上的恶心，而是像一个书记员一样，将这一切都记录下来。
他追问船舱的尺寸，追问每天配给的食物和水的分量，追问如何处理那些死在路上的尸体，追问那些“猪仔”的卖价和利润。
他发现，自己正在写的，不是一个充满英雄气概的冒险故事，而是一本无比精细的、关于罪恶的账本。
正是在这个过程中，威尔逊放弃了《邦联孤狼》那种夸张的煽情的笔法。
他选择了一种全新的叙事方式，一种极度冷静，克制，甚至可以说是毫无感情的笔调。
他只是罗列事实，描绘细节，不加任何道德评判。
他详细地记录了黄四的“商业模式”，就像《华尔街日报》分析一家铁路公司的财报一样。
“…每售出一名健康的成年男性劳工，黄四的组织可以从古巴的甘蔗种植园主手中获得四十西班牙银元。除去付给地方蛇头的五银元，以及航运途中约两银元的成本，包括最低限度的食物和不可避免的死亡损耗，单笔交易的净利润高达三十三银元。在1868年的高峰期，黄四控制的船队一年可以运送超过三千名猪仔，年利润接近十万银元，这笔钱足以在旧金山任何一个豪宅区购置房产……”
当威尔逊写下这些文字时，他的手是冰冷的。
黄四又被拉回了斗场当人肉沙包，他不过是在转述地狱的景象。
这本书被命名为《黄土之下》，波士顿一家以出版严肃读物闻名的出版社看中了。
1875年初，这本书悄无声息地上市了。
它的反响完全出乎所有人的预料。
普通民众对它毫无兴趣。故事里没有英雄，没有爱情，只有一个卑劣的异国罪犯和一群面目模糊的受害者。它在廉价小说市场上输得一败涂地。
然而，在另一个圈子里，它却掀起了轩然大波。
东海岸那些依然活跃的废奴主义者后裔、人道主义者、以及一些对社会问题感兴趣的知识分子，将这本书奉为圭臬。
《大西洋月刊》发表了一篇长篇评论，称赞这本书“揭示了我们这个时代最丑陋的奴隶贸易变种……威尔逊先生的伟大之处在于，他放弃了廉价的道德谴责，而是用冰冷的事实，构建了一座无法辩驳的罪恶纪念碑。”
威尔逊开始收到来自哈佛和耶鲁大学教授的信件，他们邀请他去进行演讲。一些社会改良组织将他的书作为募捐晚宴上的宣传材料。
他第一次被冠以“有良知的作家”、“勇敢的揭秘者”这样的头衔。
威尔逊对此感到无比的讽刺。
勇敢？他的素材是一个被折磨得不成人形的囚犯告诉他的。
良知？他写这本书的唯一目的，是为了钱和名声。
这本书的销量最终只有区区两万册，给他带来的版税甚至不够支付他在纽约一年的开销。
但他却获得了一种意想不到的“资本”，那就是评论界的赞誉和一种虚假的道德光环。
陈九对此似乎很满意。
他告诉威尔逊：“名声有时比金钱更有用。你现在有资格去讲一个更大的故事了。”
那时的威尔逊还不明白这句话的真正含义。
他只是有些失落，也有些庆幸。失落的是没能一夜暴富，庆幸的是，这个故事的危险性似乎有限。
毕竟，被他冒犯的，只是一群远在天边的、上不了台面的罪犯。
他天真地以为，自己可以一直这样，做一个“安全”的、受人尊敬的“纪实作家”。
直到他读完了陈九给他的第二份文件。
一个厚厚的、装满了关于圣佛朗西斯科前任市长威廉·阿尔沃德所有秘密的牛皮纸袋。
那一刻威尔逊才明白，他的弄臣生涯，才刚刚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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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份关于阿尔沃德市长的文件，与其说是资料，不如说是一部已经写好了剧本大纲的城市编年史，只是里面充满了最肮脏的细节。
有市政工程合同的副本，上面清晰地标注着给各位议员的回扣。
有警局内部的秘密报告，记录了如何掩盖某些富商子弟的丑闻。
甚至还有妓女的证词，详细描述了她们曾在哪些达官贵人的床上，听到过哪些关于土地交易的秘密。
威尔逊花了整整三个月，将这些碎片化的信息拼凑成一个完整的故事。
在资料的最后，是关于市长的儿子，卡尔·阿尔沃德的记录。
一个年轻、英俊、前途无量的海岸警卫队军官，一个被精心包装出来的城市英雄，在一次镇压暴乱行动中“不幸”中枪身亡。
卡尔是如何肆无忌惮地打击沿海渔民，是如何羞辱他人为乐，又是如何在暴乱中被一个卑微的渔民所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