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船的蒸汽机发出沉重的轰鸣，打破了加勒比海午后的宁静。
站在船头的驾驶舱，身着官服的陈兰彬，字荔秋。
他出身翰林，是典型的清朝传统文官，凭借进士身份进入翰林院，后历任刑部主事、员外郎，最终成为留美幼童的正监督 。
然而，他此行并非为了礼仪往来或文化交流，而是肩负了一项前所未有的新政使命：调查在古巴饱受虐待的华工境况 。
他身后的两位，一位是来自英国的江汉关税务司马福臣，另一位是来自法国的天津关税务司吴秉文。
这两位由总理衙门总税务司赫德遴选的外籍雇员，是此次调查团的重要组成部分。
陈兰彬其实内心也很清楚，这些外籍雇员的存在，本身就象征着本国外交的蹒跚步履。
传统朝贡体系已然崩溃，而现代主权国家间的条约体系与国际法，政府尚在艰难摸索之中 。
正是这种矛盾，使得政府不得不借助外籍官员的身份，以期在国际舞台上为自己赢得一丝公信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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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福臣有些感慨。他摘下头顶的软帽，任窗户进来的海风吹乱他金色的头发。
“陈大人，从海关的记录来看，这是一场彻头彻尾的悲剧。”
马福臣的中文很是生硬，但语意清晰，“我们常说契约华工，但在华南沿海，这根本就是一种名副其实的奴隶贸易。那些外国船主和商人为了攫取巨额利润，不惜采用绑架、诱骗等手段，将大批百姓送上远洋的船只。这些被掠卖的华工，许多人甚至活不到抵达古巴的那一天，航行期间的死亡率就超过了百分之十 。”
陈兰彬闻言，眉头紧锁，轻轻叹了口气。
“马司所见，本官非不知也，”他缓缓道，“朝廷于海外华工之苦，历年亦有听闻。说来惭愧，依我旧见，出洋谋生者多被视为化外顽民，或愚而自陷，或贪利受欺……然动身前，我细阅总理衙门所收诉状。其中一信，自比浪子哭诉于父母，字字泣血，备述华工在古巴所遭苛待：工时极长、食劣如畜、动辄私刑拷打，更兼当地官府祖护雇主，有冤难申……读之如刃刺心。彼非化外之民，实是我血肉同胞。”
旁边的吴秉文一直静静聆听，此刻他接过话头，补充道。
“陈大人，您的感触，或许只是冰山一角。从我们了解到的情况来看，华工并非完全是被动的受害者。他们之中，有许多人表现出了非凡的勇气和抵抗精神 。在种植园和制糖厂，他们用自己的方式反抗着压迫。这些反抗行为，恰恰证明了他们并非无知、任人宰割的羔羊，而是有尊严的个体。或许正是这批华工，以及随后而来的中国人，才打破了古巴社会传统的非白即黑的种族结构。”
陈兰彬微微颔首，面露深思。
他原以为是来拯救“愚民”，却不料这群被视为“弃民”的同胞，早已在远乡挣扎出新天地，甚至重塑了他乡之社会肌理。
他素所持守的儒家认知，正被眼前事实寸寸瓦解。
从出海到旧金山，船上那个强硬到不给他这个“天使”丝毫面子的陈九，以及金山那些华人，已经让他觉察了许多。
他一开始还为这些海外侨民“目无王化”所震怒，出海这么久，在美国处处碰壁，又看到了旧金山之外很多华人的艰难，内心已经动摇了许多。
连他这个大国“天使”，洋人都动辄不给面子，折辱之事层出不穷，那些苦力又是何等艰难？
一言难以道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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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只继续向前，马福臣接着说。
“陈大人，此次调查，绝非一场单纯的慈善之举，”
他收起严肃的表情，语气变得更加现实，“这更像是一场由清政府发起的外交官司。西班牙当局一直以来都否认对华工的虐待，并声称贵国拿不出任何证据 。因此，贵国总理衙门派遣我们，以体现调查的公开公正，目的便是收集无可辩驳的证据，为日后在国际社会上与西班牙的交涉赢得主动权。”
吴秉文点了点头，补充道：“并且，此行时机也极为特殊。古巴正处于战争的血腥冲突之中。这场战争从1868年开始，由卡洛斯·曼努埃尔·德·塞斯佩德斯领导，其核心诉求除了独立，还包括废除奴隶制 。古巴东部是游击战的中心，叛军采取烧毁甘蔗园的焦土战术，而西班牙殖民当局则以高压政策进行残酷镇压 。整个岛屿社会动荡，经济也遭受了严重破坏 。”
“调查恐怕不会顺利。”
陈兰彬心里很沉重，清政府在国际外交舞台上的弱势，让他感到无力。
“二位所言极是。朝廷处理洋务，素无经验。此前西人屡屡狡辩，衙门竟无计可施。此番特命我将调查报告呈交英、法、德、俄、美五国公使，请其公断，实是欲借国际之势，为我撑持几分公道……诚乃无奈之法。以大清如今之外交实力，尚难独对西洋强国施压。”
马福臣微微一笑，细看之下竟有几分轻蔑。
“陈大人，您所言极是。清廷选择雇佣我们这些外籍海关官员，正反映了贵国缺乏被西方世界信任的成熟外交体系。我们二人作为中国海关的雇员，某种意义上是贵国外交公信力的体现。然而，五大国公使的中立态度，最终仍将取决于各自国家的利益考量。这场看似为华工伸张正义的行动，实则是各方势力在加勒比海棋盘上的一次落子。”
陈兰彬声带涩痛，沉默了许久，略过了这个话题，接着问道：
“马司、吴司，何以我大清护佑海外子民，竟如此举步维艰？西洋诸国，不论强弱，皆以子民为国之根本。何独于我，便处处受制？”
吴秉文沉吟片刻，给出了他的见解。
“陈大人，这或许是两种文明体系的根本差异。自近代以来，西方世界遵循的是以主权国家为核心的条约体系，强调各国在国际法面前地位平等，互有权利与义务。而贵国长久以来奉行的是朝贡体系，将各国视为藩属，不承认平等的主权关系，更将外交视为处理蛮夷事务。远在百年前的马戛尔尼使团访华失败，便已是这种观念冲突的最好例证。在这种陈旧观念的束缚下，贵国自然无法理解和运用现代国际法来保护其海外子民的权利。他们将华工视为弃子，而非国家基石，此观念不改，又何来保护之说？”
陈兰彬脸色渐白，闭目不语。
他想起衙门同僚曾斥出洋华工为“盗贼、奴隶”，道管理之法应如“防盗、待奴”；又想起诉状中那句锥心之言：“今朝廷之于民也……利则无有，害则尽归于民，乐则无有，苦则尽归于民……”
他低声重复：“言之可为寒心……我曾以为此系愚民激愤之词。今日闻君一席话，如冷水浇背，凛然自惊。朝廷久视民为负累，而非国本；待之如草芥、如盗贼。如此，岂不使民心离散？若大清欲真正立于万国之间，首需变革者，非枪炮之利钝，实是人心之向背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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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只的汽笛声响起，哈瓦那港口已近在眼前。
远处，莫罗城堡的古老石墙清晰可见 。
那座拥有数百年历史的要塞，沉默地见证着这个“新世界”的殖民历史与血腥抗争。
陈兰彬深吸一口气，将感伤收起，目光重新变得坚定而务实。
“二位先生，多谢直言。此番调查，我已心中有数。”
陈兰彬转向马福臣和吴秉文，声音中充满了决断，“西班牙当局必然会设下重重阻碍，甚至可能拒绝为我们提供官方的引路和护送 。因此，我们的调查必须深入民间，采取非官方的方式。我们不能坐等他们提供证人，而是要主动调查。”
他略顿一顿，对着身后的随员明晰布置：
“登岸后，当即刻奔赴哈瓦那及各省甘蔗园、糖寮、囚禁华工之官工所。须找到那些‘卖人行’（猪仔馆），亲录第一手证词。所问宜详：如何出洋、契据内容、工时长短、有无拷打、饮食居处，一一记录在案。务求证词扎实，汇成铁证之卷，使西人无从狡辩。”
马福臣面露赞许：
“大人安排周详。在下可凭海关关系，暗通当地消息门路，避过西官耳目，保调查顺利、证人无虞。”
吴秉文亦附议：
“证词整理尤为关键。报告须条理清晰、逻辑严密，方可提交五国公断。我昔日在津关，惯处理此类文书，愿负责归纳编纂之事。”
船身微微一震，靠上码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