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九静静地听着，斯特林的这番话，似乎触及到了一个他长久以来模模糊糊感觉到、却又无法清晰表达的问题。
他想起在广州府，地主的租子高得吓人，农民辛苦一年，大半收成都要交租。
也想起在旧金山，唐人街的房租贵得离谱，无数同胞挤在狭小肮脏的棚屋里，辛苦赚来的血汗钱，大半都落入了那些拥有地契的会馆和白人房东手中。
甚至现在，他已经成为了美国华人世界最大的地主。
“所以，该怎么办？”陈九问道，“难道就眼睁睁地看着他们，用这种不劳而获的方式，将我们用血汗创造的价值全部夺走？”
“或许……我们有第三条路可以走。”
斯特林突然说道，他转头，望向农场边缘的区域。
“你还记得，那个在农场里隐居的客人吗？那个叫亨利·乔治的记者先生，圣佛朗西斯科之前纪事报的首席。”
陈九当然记得。
那个有些固执、不善言辞，却整日埋头在书堆和笔记里的男人。
“他在这里已经快三年了。”
斯特林继续说道，“他几乎走遍了农场的每一个角落，和你们的社员交谈，观察你们的生产方式，研究你们的账目。他告诉我，他正在写一本书，一本试图解开我们刚才所谈论的那个时代悖论的书。一本……关于《进步与贫穷》的书 。”
“乔治先生认为，问题的根源，既不在于资本，也不在于劳动，而在于对土地的私人垄断。”
“他认为，土地的价值，并非由地主个人创造，而是由整个社会共同创造的。一个地方的人口越密集，商业越繁荣，公共设施越完善，那里的土地就越值钱。这份地租，是社会的共同财富，理应归全社会所有，而不应被少数人无偿占有 。”
“所以，他提出了一个……石破天惊的解决方案。”
斯特林深吸一口气，“他主张，政府应该废除其他一切五花八门的税收。无论是对劳动收入的税，还是对商业利润的税——只征收一种税，那就是土地价值税，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单一税。”
“将土地产生的全部地租，通过税收的方式，收归国有，用于公共事业的开支。这样一来，土地投机将变得无利可图，因为你即便囤积再多的土地，也无法从地租中获利，反而要为此支付高昂的税收。这将迫使地主要么将土地投入使用，要么就将其放弃，从而让真正需要土地的人能够获得土地。同时，由于取消了对劳动和资本的税收，将极大地激发人们的生产热情和创造力。”
陈九的眼睛，瞬间亮了起来。
他不是经济学家，听不懂那些复杂的理论。但他以一个实践者的敏锐直觉，瞬间就抓住了这个思想最核心、也最致命的力量！
废除一切苛捐杂税，只收地主的租子！
这不就是自己故土历史上无数农民起义军梦寐以求的“均田地”理想的另一种实现方式吗？
更重要的是，这个理论，为他们当下的斗争，提供了一个无与伦比的、坚实的道德与法理基础！
他们不再是一群仅仅为了保卫自己财产的“异族暴民”，他们是在为一种更崇高、更普世的“正义”而战！他们可以理直气壮地对那些投机商说：你们对这片土地的所谓“所有权”，本身就是不道德的！你们没有为这片土地流过一滴汗，却妄图攫取它增值的全部果实，你们才是真正的强盗和寄生虫！
“这个思想……”
陈九的声音里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颤抖，“能行得通吗？”
“我不知道。”斯特林坦诚地摇了摇头，“这太激进了，它触动的是这个国家最根深蒂固的利益集团。但我知道，它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全新的可能性。一种……或许能够将你的务实与我的理想，完美结合的可能性。”
他看着陈九，眼中充满了期待：“乔治先生的思想，没有否定私有财产。他承认个人通过劳动创造的财富神圣不可侵犯。这避免了新和谐村那种扼杀劳动积极性的弊端。但他又通过征收地租的方式，实现了土地价值的社会共享，这又与欧文先生反对不劳而获、追求社会公平的理想不谋而合。”
“陈，亨利·乔治先生，不仅仅是农场的一个客人。他可能是上帝派来，为我们指明方向的人。他的思想，或许就是我们一直在寻找的、那座能够将我们这两条看似永不相交的道路，连接在一起的桥梁。”
两人再次陷入了沉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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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阳升至半空，农场变得喧嚣而忙碌。
堤坝之上，陈九与斯特林的对话也渐渐接近尾声。
斯特林抛出了一个让他始料未及的秘密。
“陈，我刚才说过，我没有在报纸上公开发声，不代表我什么都没做。”
斯特林整了整被风吹乱的衣领，
“我确实没有给那些被偏见和利益蒙蔽了双眼的编辑写信。”
斯特林继续说道，“但我一直在给我在美国东岸，甚至在英国的一些老朋友写信。我称之为……一场理想主义者的密谋。”
“理想主义者？”
陈九重复了一遍这个词，
“是的，理想主义者。”
斯特林的脸上露出一丝自豪的微笑，
“陈，你或许不知道，我的老师罗伯特·欧文先生，他的一生，不仅影响了像我这样一批追随者，更与那个时代几乎所有重要的社会改革运动，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废奴主义者、妇女权利倡导者、教育改革家、工会运动的先驱……他们中的许多人，都曾是欧文先生的朋友，或者深受他思想的启发。”
“而他的长子，我的朋友罗伯特·戴尔·欧文，更是一位成功的政治家。他在印第安纳州的议会，在美国的国会，都曾担任过重要的职务。他推动了已婚妇女财产法的通过，倡导建立免费的公共教育体系，甚至在美国内战期间，他写给林肯总统的信，都对《解放黑奴宣言》的最终出台，产生过重要的影响。通过他，我认识了一个由学者、官员、慈善家和开明商人组成的、遍布全美的关系网络。”
“在过去的一年里，我给他们每个人都写了信。”斯特林说道，“在信中，我向他们详细地描述了我们在这里所做的一切。但是，我换了一种他们能够理解和接受的叙事方式。”
“我没有提一个字的主义或公社。我告诉他们，在遥远的加利福尼亚，有一位充满魄力的华人领袖，正带领着他饱受欺凌的同胞，进行着一场令人惊叹的自救运动。我将我们的农场，描绘成一个模范移民定居点。”
“我着重强调了我们这里最符合他们价值观的那些东西：我们重视教育，为所有孩子，无论男女，都提供免费的学习机会，这正呼应了戴尔·欧文先生毕生倡导的公共教育理念 。我们禁绝了鸦片和赌博，倡导勤劳、节制的生活，这与那些清教徒背景的改革家们的理念不谋而合。我们通过集体的力量，将一片不毛之地变成了丰饶的家园，实现了经济上的自给自足，这又证明了移民并非社会的负担，而是可以成为对国家有益的建设者。”
“我将你，陈，塑造成一个富有远见的、致力于提升同胞福祉的社区领袖，而不是一个占山为王的草莽英雄。我将我们的斗争，定义为一场勤劳的生产者反抗不劳而获的土地投机者的正义之战，而不是一场利益争抢。”
陈九静静地听着，心中掀起了滔天巨浪。
“我的信，起作用了。”斯特林的声音里带着一丝欣慰，“我收到了一些重要的回信。一位在印第安纳州非常有影响力的国会议员，他曾是戴尔·欧文的政治盟友，他在信中表示，对我们的实验非常感兴趣，并承诺如果加州政府试图用不公正的法律来打压我们，他会在华盛顿为我们发声。还有一位在波士顿的、非常富有的废奴主义慈善家，他曾资助过许多解放黑奴的事业，他回信说，我们在这里所做的一切，让他看到了另一种形式的解放，并表示愿意为我们的学校提供一笔小额的捐款。”
“当然，这些人不可能为我们提供直接的、军事上的帮助。但他们能为我们做的，远比那更重要。他们能为我们提供一张……政治上的安全网。一旦我们的敌人，试图强硬动用政府的力量来对付我们，他们的声音，就能在更高层面的政治博弈中，形成一种牵制。他们能让那些想对我们下手的政客有所忌惮，不敢把事情做得太绝。”
“陈，我能做的并不多。”
斯特林看着陈九，郑重地说道，“我们的合作，虽然充满了矛盾与争论，但却是这座农场能够生存下去的唯一希望。”
斯特林站起身，拍了拍裤子上的尘土，脸上露出一丝疲惫的笑容。“好了，陈，我该说的都说完了。我准备去一趟萨克拉门托，有几个朋友需要拜访，也顺便看看我们那位正在奋笔疾书的乔治先生，有没有什么新的思想火花。”
他的语气恢复了平日的轻松，仿佛刚才那场讨论，不过是一场寻常的学术交流。
陈九点了点头，没有挽留。
然而，就在斯特林转身准备离开的那一刻，他的脚步却又停住了。
“陈，你要做的事，我大概能猜到一些。”
斯特林的声音压得极低，仿佛怕被风听了去。
“我不算了解你，陈。但我通过你昨天的手段才知道，恐怕你们很多华人心里，一直压着一笔血债。从中央太平洋铁路，到唐人街的暴行。或许，在你看来，那些债，只有用血与火，才能偿还。”
“我能理解你的愤怒，我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敬佩你的决绝。”
“但是，我必须警告你。”
“不要过激。”
“千万，不要过激。”
“你或许以为，一场更大规模的暴力，一次更彻底的复仇，能够震慑敌人，能够换来一劳永逸的安宁。但你错了。那只会打开地狱的大门。那会摧毁拥有的一切，不仅仅是这座农场，更是我们所有为之奋斗的、关于未来的希望。”
“你的一时冲动，会让你我所有的努力都化为泡影。我苦心建立的那张安全网，会在你点燃第一把火的瞬间，就烧得一干二净。到那时，我们就会彻底失去所有同情和支持，变成整个国家公认的、必须被铲除的公敌。他们会用十倍、百倍于你的暴力，来回应你的暴力。”
“到那时，会死很多人。”
“收买那些官员也并不是一个长期可行的路线，农场的真正问题我已经和你强调过，法律与政治地位的缺失是农场最根本的脆弱性。还有，你们的经济自治提供了稳定性，但它也意味着农场缺乏与加州主流经济的深度捆绑，缺少有权势的白人商业伙伴。这些，你都要好好考虑。还有，记住，那些退伍兵效忠的是这个国家。”
斯特林深深看了陈九一眼，才转身离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