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娘，进屋吧，外面风大。”林骁扶着母亲往回走，她的手腕细得像段枯木，却攥得很紧，仿佛怕他跑了似的。
灶房里，铁锅炖着的羊肉汤“咕嘟”响着，是晚晴的母亲送来的，说“给婶补补身子”。母亲往灶膛里添了把松针，火苗“噼啪”跳着，映得她脸颊发红：“骁儿，你还记得不？你爹第一次给我做羊肉汤，放了半把辣椒，辣得我直掉眼泪，他却笑得前仰后合。”
“记得，”林骁往灶膛里又添了根柴，“后来他就学乖了，每次都把我的那碗挑出辣椒。”
母亲的眼泪忽然掉下来，砸在灶台上的铁锅里，“滋”地一声化了：“他就是嘴硬，心里比谁都细。那年我生你，月子里想吃酸杏，他跑了三十里地，在山坳里找着棵野杏树，回来时脚都磨出了血泡。”
林骁别过脸，假装去看锅盖上的蒸汽，眼眶却热得厉害。他想起父亲走的那天早上，还坐在灶前烧火，说“等骁儿回来，我给他炕玉米饼”，结果饼还没炕好，就靠在灶台上没了声息。母亲当时没哭，只是把那张没炕熟的饼子收进樟木箱，说“留着，他准是忘了带走”。
午后，雪又下了起来，细密的雪粒落在棉袍上，很快积了层白。母亲说想去给父亲的坟前扫雪，林骁便推了辆平板车，让她坐在上面，自己拉着车往村后的山坡走。车轮碾过积雪，发出“咯吱”的响，像父亲生前拉着他去镇上赶集时的动静。
“你看那片麦田，”母亲指着路边，“你爹年轻时总说，这麦子得雪盖三层被，来年才能丰收。他还说，等他走了，就埋在能看见麦田的地方。”
林骁点点头，拉车的手更稳了。父亲的坟前果然积了层薄雪，墓碑上的字被冻得发亮，是林骁前几日刚描的红。母亲从车上下来，拄着根枣木拐杖，慢慢走到坟前，用手拂去碑上的雪，动作轻得像怕惊醒谁。
“老头子，给你带了梅枝，插在你坟前，香得很。”她把梅枝插进坟头的土里，又从兜里掏出块山楂糕，掰了一半放在碑前，“你最爱吃的，甜的。”
林骁站在旁边，看着母亲对着墓碑絮絮叨叨，说院里的腊梅快开了，说老黄狗又胖了，说他补的棉袍领口很结实……雪落在她的白发上，像撒了层糖霜，却一点没觉出冷似的。
往回走时，母亲忽然说：“骁儿，你爹刚才跟我说，他不冷，让我别总惦记他的棉袍。”
林骁的心颤了颤，握紧了车把：“嗯，爹最疼您了。”
暮色漫进院门时，林骁把棉袍收进屋，母亲正坐在灯下，拿着针线补领口。她的眼睛花得厉害，穿了三次才把线穿进针眼，却缝得极慢，针脚密得像蛛网。“你爹说，针脚密点，风钻不进去。”她笑着说，线头在布面上打了个结，像颗小小的心。
铜瓶里的梅枝不知何时开了两朵，淡淡的香混着羊肉汤的暖，在屋里漫开来。老黄狗趴在炉边打盹，尾巴轻轻扫着地面，像在应和着什么。林骁看着母亲缝补的侧脸，忽然明白，所谓的“修”，从来不是把旧的换成新的，而是像母亲补棉袍那样，用一针一线的牵挂，把那些快要淡去的日子，一点点缝回原来的模样。
就像这旧历上的日子，撕了一页还有一页；就像这铜瓶里的梅枝，谢了一年还有一年。只要心里的念想还在，那些走了的人，就永远在灶膛的火光里，在晾衣绳的棉袍上，在每个被炊烟熏暖的清晨与黄昏，等着我们慢慢走，慢慢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