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场时，已有十多位学者主动报名参加下一期。一位研究水利的老博士拉着李瑶说：“你们这个‘问难制’好。逼着我们想新东西，不敢再照本宣科。”
几天后，几位老学者聚在国史馆私下商议。他们觉得讲坛虽好，但内容太散，若不整理，几年后就没人记得讲过什么。
“不如编一部书。”其中一人提议，“把新政以来真正有用的言论、做法都收进去。不光是经义，还有医术、农法、算学、律令，全都要。”
“名字就叫《大晟文典》。”另一位补充，“分四部：治道、民生、格物、教化。让后人知道，这个朝代不只是打仗夺权，更是实打实在做事。”
他们联名写了奏请，送到政事堂。
李瑶收到后，当天就批了。她在文书上写道：“非为颂今，乃为启后。”
她调拨国史馆全力支持，并指定由三位寒门出身的年轻博士协助编纂。其中一人曾是驿站讲站的讲师，专攻农业统计。
苏婉得知后，也组织太医院着手整理《新编医案集》，准备纳入《文典》民生卷。她召集十几位医师，包括几位曾是稳婆、游方郎中的女医，一起修订诊疗标准。
“以前看病靠经验，现在要有记录。”她说，“哪个方子治好多少人，用了多久，有没有副作用，都要写清楚。这不是为了显本事，是为了以后少走弯路。”
讲坛越办越热。第三场来了个养蜂人，讲如何通过观察蜂群变化预测天气。第四场是位女织工，演示她改良的脚踏纺车，效率提高三成。每次讲完，都有人围上去问细节，甚至当场画图记录。
一次讲坛结束后，几个青年学生找到李瑶。
“我们想成立一个‘实学会’。”带头的年轻人说，“专门研究怎么把书上的道理用到实际中去。比如怎么让灌溉渠更省力，怎么让粮仓防潮。”
李瑶问：“你们打算怎么做？”
“先做小模型，再找村子试点。如果有效，就上报科学院推广。”
她点点头。“政事堂可以给你们一间屋子，每月拨一点材料费。但你们得定期交报告，说明进展和问题。”
学生们高兴地走了。当晚，李瑶在日程簿上写下：“实学会见习生，优先推荐至科学院。”
苏婉那边也有了新动作。她推动设立“民间导师制”，凡是在某一领域有专长的人，经考核可成为官方认可的讲师，授课时间计入个人学籍档案，将来子女入学可加分。
铁匠、船工、接生婆纷纷报名。短短半月，全国新增三百多名基层导师。
李瑶在一次晨会上说：“我们现在不缺粮，不缺兵，也不缺钱。最缺的是能把事情做对的人。而这些人，不会凭空出现。得教，得传，得一代一代接着干。”
苏婉补充：“所以讲坛不止是讲课，是把一种态度传下去——做事要真，说话要实，为人要敢担责任。”
两人达成一致：从明年起，百家讲坛将走进州县，每地轮流主办。讲稿每年汇编一次，作为地方教育考核的一部分。
这天傍晚，李瑶正在政事堂签署最后一份《文典》编纂令，门外传来轻叩声。
一名锦衣卫递上密报：“西域商队入境，在货物中发现一批异国文书，涉及星象与机械图样，已扣押待查。”
李瑶翻开那页简报，目光落在一张陌生符号的拓纸上。她抬头问：“人呢？”
“在西侧密阁候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