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工们起初是窃窃地笑，交头接耳，目光暖昧地在聂小梅和李向东之间逡巡。后来，有些人开始跟着哼唱，在歌声里做着白马王子的梦。再后来，当歌声响起，她们看聂小梅的眼神，便只剩下一种赤裸裸的、衡量货物价值的审视，仿佛在估算她聂小梅凭这副皮囊，能从厂长儿子那里换来多少真金白银。
聂小梅觉得自己快要被这声音逼疯了。那甜腻的旋律，比织布机的噪音更让人难以忍受。它像一层油腻的蛛网，缠绕着她，包裹着她，让她在众目睽睽之下，有一种被剥光了衣服展览的羞耻感。她恨不得变成一只土拨鼠，找个地缝钻进去，或者干脆捂住耳朵，大声地尖叫。
但她不能。她只能忍受。她把自己想象成一块被投入染缸最深处的布，外界的一切声音、一切目光，都被这浓稠的蓝色隔绝了，吞噬了。
然而，这蓝色的屏障，也并非全然坚固。偶尔，也会有外界的风吹进来。
那是一个周末的前夕，聂小梅拖着疲惫的身子，到厂部办公室去领这个月的工钱。会计室的窗户正对着厂区后面的土路。就在她数着那几张油腻腻、带着汗味和金属味的钞票时，一阵熟悉而沉闷的“哒哒”声，由远及近，传了过来。
是拖拉机！聂家庄乃至高邑县农村最常见的那种“东方红”牌拖拉机。她的心莫名地一动，下意识地抬头望向窗外。
土路上尘土飞扬。一辆破旧的拖拉机，像一头负重的老牛，慢吞吞地行驶着。开车的是个年轻的背影，穿着件蓝色的、洗得发白的工作服，肩膀宽阔，脖颈黝黑，头发被风吹得乱糟糟的。他坐得笔直，双手紧握着方向盘，神情专注地盯着前方坑洼不平的路面。
是赵建军！
聂小梅的心脏像是被一只无形的手猛地攥紧了，呼吸也随之停滞了一瞬。他回来了？是从驾校放假回来吗？他开车的动作看起来还有些生涩，但那专注的侧影，却透着一股子让她心安的、土地般的坚实。
他似乎感觉到了注视，微微侧过头，目光扫过织布厂的围墙。那一瞬间，聂小梅几乎要脱口喊出他的名字。但她没有。她只是像被钉在了原地，一动不动地看着他。他们的目光，隔着灰尘弥漫的空气、隔着冰冷的玻璃窗、隔着象征着她当下命运的织布厂围墙，短暂地、无声地交汇了。
赵建军显然也看见了她。他的眼神里掠过一丝惊讶，随即变得复杂，有欣喜，有关切，似乎还有一丝……不易察觉的局促和黯然。他张了张嘴，似乎想说什么，但拖拉机的轰鸣掩盖了一切。他只是对着她，幅度很小地点了点头，然后便转回头，更加专注地开车，那笨重的铁家伙“突突突”地，载着他和她那短暂交汇的目光，渐渐远去，消失在土路的尽头和更加浓密的尘土里。
聂小梅久久地站在那里，手里的钞票被捏得变了形。窗外，喇叭里正不合时宜地播放着：“明明白白我的心，渴望一份真感情……”
那甜得发腻的歌声，此刻听起来是如此的讽刺，如此的刺耳。她突然感到一阵强烈的恶心，不是对染缸的气味，而是对眼前这一切——对李向东那带着施舍意味的追求，对工友们那些窥探的目光，对喇叭里这些虚假的情歌，对她自己这无法自主的、像布匹一样被人随意浸染的命运。
她猛地转过身，冲出了会计室，跑到车间后面那排用来堆放废料和煤渣的僻静角落，扶着冰冷的砖墙，剧烈地干呕起来。什么也吐不出来，只有酸涩的胆汁灼烧着她的喉咙。
眼泪，毫无预兆地涌了上来，大颗大颗地砸落在满是煤灰的地上，洇开一个个深色的、肮脏的圆点。她看着自己那双被蓝色染料侵蚀得不成样子的手，看着工装上斑斑点点的污渍，想起赵建军那专注开车的、带着希望的背影，再想起李向东那志在必得的、令人厌烦的脸庞……
两种颜色，两种命运，在她心里剧烈地冲撞着。一块是质朴的、带着泥土气息的蓝布，虽然前路未知，却让她感到真实；另一块是花哨的、带着化学味道的化纤布，虽然触手可及，却让她本能地抗拒。
机器的轰鸣依旧，喇叭里的情歌未停。聂小梅擦干眼泪，直起身子，望着高邑县那被工厂烟尘和暮色共同染成灰紫色的天空。她知道，自己就像这染缸里沉浮的布，最终的色彩，并非完全由那缸染料决定，还取决于她自己是选择顺从地浸泡，还是……在某个时刻，奋力地挣脱出来。
只是，那需要多大的力气？又需要付出怎样的代价？她不知道。她只知道，那甜腻的歌声和拖拉机的轰鸣，将如同两道无法愈合的伤口，长久地烙印在她十九岁的这个夏天。